2014年全省民族地区年鉴编纂人员培训班在成都举办

2014年10月8-10日,全省民族地区年鉴编纂人员培训班在成都举办。省志编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罗亚夫,副巡视员汪毅到会指导。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和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综合年鉴编纂人员近百人参加培训。     

火文化视角看新方志的编修与利斥

随着文化发展日益受到国家重视,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属性的地方志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新修方志要顺应这一趋势,内容上增加地域文化体量。反映地域特色,表现形式上适应时代文化传播的需要。开发利用新修方志。要注意从文化角度切入,更好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作用。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主动将新方志编修纳入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之中,为地方志走进民众搭建立体多元的平台。     

2013年新方志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市召开

10月21—22日。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承办的“2013年新方志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此次研讨会主题是：方志基础理论与新编地方志政治部类的编修理论。全国方志界和科研院校专家学者90余人参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富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武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崔永刚出席会议并代表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贾耀斌致辞,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文坤斗出席会议并致辞。     

清末民初四川社会教育述略

19世纪末，迫于内忧外患，清廷开始实施“新政”，旨在培育“国民”的近代社会教育萌发，四川各类社会教育设施也逐渐出现并领先全国。民初社会教育行政确立，通俗教育兴起，四川社会教育仍位居全国前列。五四时期，在平民主义思潮推动下，四川平民教育有所发展。北伐结束后，国家“统一”，中央政府开始推行民众教育，川政统一后，四川民众教育...     

重大突发事件类志书的编纂——以《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部分分卷为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编纂重大突发事件类志书还是比较新的事物。重大突发事件类志书编写要遵守一般志书编写规律,但也有许多方面不同于一般志书的编写。其记述时空具有特殊性,内容上要处理好资料来源多元化、记述重点及体裁运用等问题,其篇目分类要打破部门界限,标题须提炼转化,对大量媒体式、报告式、背景式语言须提炼、改写或删减。编纂过程中准确把握这些特征并注意重点处理,对保证志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角色误区及纠正——以《四川省志》(1986—2005)为例

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角色误区主要表现在:把组织编纂地方志书混同为参与编纂地方志书、把地方志审稿当成编辑出版工作、对两轮三审制的职责和工作重点认识不清等方面,导致定位不准、角色混乱,进而影响了工作效率和质量。以《四川省志》(1986—2005)为例,提出了要纠正角色误区,地方志工作机构必须要认清法定职责,厘正自身角色,提高应有素质,以做好本职工作。     

试论方志馆在地方文化中的新定位——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历史启示

建设方志馆成为各地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由于认识局限,新建方志馆往往存在定位不准、组织不良、效益不足等问题。近年来政府及方志界对方志馆的认识取得一定突破。结合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与现实,认为要充分发挥方志馆的"综合"优势,将其定位为地方文化的"中心"机关与"综合"设施,加强社会互动,把方志馆建成地情馆、教育馆、资政馆、服务馆。     

四川省级部门地方志机构赴广西考察学习

2012年7月3日至7日,由省志编委牵头,11个省级部门地方志机构工作人员组成的考察团前往广西考察。此次考察采取实地调研、座谈等方式．重点考察了广西三级志书、年鉴的编修,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方志馆建设情况。     

数字化背景下影像方志产生与发展初探

影像方志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它突破了传统方志的编纂模式,拓展了方志的外延,丰富了方志的内涵。影像方志一定程度上更易发挥资政、存史、教化的作用,强化地方志的功能。目前影像方志理论研究刚刚起步,实践不足,但由于其自身某些独特优势,未来应有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