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日本、中国的国民性研究:西学东渐的三部曲

近来,五四运动倡导者们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颇为中西学者所瞩目并引起了不少讨论。本文试图考察五四研究中这一重要的问题,考察其发展,意义及部分学者的基本设想、研究方法、成果和随之而来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加以探讨,以期使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潮流在历史的视野中得到恰如其份的一席之地。     

民族形象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学者们早已做了很多关于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了这方面一些重要的史实、影响及结果或产品,也剖析了构成文化交流或互动(Interaction)的因素。但在构成因素中最基本及重要之一的“民族形象”(National Images),却往往为史家们忽略,少有深入研究。其实,一个民族在它历史上某关键时刻中如何看待自已(即本身“自我形象”[Self-image]之模塑)及与较先进(或落后)的民族对比,往往是推动学习他人或传播(或防止他人学习)本身文化的首要因素。因此,研究文化交流史,如缺     

文明史怪杰博克尔的史观其及影响

在18世纪的下半叶,欧洲文明已明显地领先世界。也许,在伏尔泰[Francois M. A.voltaire(1694—1778)]《从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s)的先导之下,不少欧洲人充满自信地尝试系统而全面地以专著分析、解说或谋求更全面地控制文明演进的秘密。他们进行阐释性的写作,以解释欧洲人成功的原因(及非欧洲人的“失败因由”)。这使析论文化的著作在19世纪大量涌现。有些被冠以文明史或文化     

帝术纵横:析论康有为“彼得大帝心法”之义

帝术纵横：析论康有为“彼得大帝心法”之义鲍绍霖一导论：由康熙到彼得——中西帝皇典范的历史循环一般而言，学者们在研究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时，所留意的多是集中于学术理论方面。事实上，中国志士们也以西方先进国为“实在的”、可“直接”模仿的典范。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