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主团体与劳资关系——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劳资纠纷的处理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工会都是劳资分立的产物,二者在组建之后均加强了各自阶级的组织整合,也使劳资关系更具有阶级政治的特点.不过,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性的雇主组织,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与工人及其工会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在政府的劳资处理机制、劳资合作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现状与展望

工商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主要的行业组织形式 ,它不仅对于维护各行业的同业利益、促进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 ,也是政府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市场中介。经过清末民初的酝酿与初萌 ,到 1 91 8年北洋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以后 ,同业公会组织逐步遍及全国各大都市与中小城镇。① 此后 ,虽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几次整理 ,但在总的趋势上仍保持了不断的发展与壮大。1 949年后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工商同业公会基本上为各级工商联所取代 ,其经济职能也由各行业管理部门所接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工商同业公会…     

战后上海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与影院业经营(1946—1949)

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影院业力图恢复振兴,电影院业同业公会在重组后亦为此多方筹划。公会着意于影院经营需要,从票价调整、营业秩序、税费减免等方面既与政府交涉,亦与同业协调,在维护行业秩序、谋取同业公益方面发挥重要功用。公会之自治行为,得益于同业支持,但受制于政府的支持程度。公会的团体交涉可节约交易成本,为影院经营发展拓展市场空间。     

“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近代中国的社会构成是复杂多元的,不仅有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和阶级斗争,有风云际会的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还有因业缘、地缘、血缘或情感利益、目标等元素组合而成的社群与社团。在社会变迁的历程中,社群、社团的进退行止展现了社会主体的历史参与性与历史创造性。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期章开沅就倡导要克服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不分行业和地区的空泛性缺点,强调要对资产阶级群体做认真、细致、深入的调查,通过团体、群体及阶层研究的结合来补充单纯阶级分析的不足,还历史以血肉。①为了进一步推动社群、社团史的研究,揭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     

“钞票之税”:近代银行税的筹设及其财政、货币逻辑

近代银行业的兴起,是银行税实施的行业基础,但税制的推行仍需要合适的政治及市场机制。晚清度支部曾关注银行"余利税"和"发行税",但未进入政策层面。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财政部官员拟订了发行税草案,辅助实施旧币整理,未能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颁布了新的银行收益税及发行税法案。该收益税属于营业税体系,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代表的银行业接受此税之成立,但要求降低税率。发行税属于政府以特许发行权而获得的税收收入,蕴含着实施钞券发行管理的货币政策目标。银行公会认为两税同征,存在重复征税,且中外不能一律,一度请求暂缓。但在政府强压之下,财政部和银行公会仍然达成纳税协议。政府通过差异化的发行税政策,促使发行权逐步向中、中、交、农四行集中,最后由中央银行垄断发行。纵向观察中国近代银行税的推进历程,其开征受到政府财政能力及银行业行业形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控制纸币发行的货币管理职能。     

章开沅先生访谈录

章开沅 ,浙江吴兴人 ,1 92 6年生。自 1 951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 ,1 984年至 1 990年曾任该校校长。 1 983年起 ,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 ,至 1 990年止。 1 990年至 1 993年 ,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 1 993年 9月至 1 994年 1月 ,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研究教授。 1 995年 1月至 7月 ,任香港中文大学第 1 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兼任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迄…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一。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多元互动的近代历史图景——第四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述评

2003年10月15日至17日,武昌桂子山上桂蕊缤纷,幽香四溢,第四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发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成功举行。此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和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与会     

专业与统战:建国初期中共对工商同业公会的改造策略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在1949年后,同业公会被纳入新组建的工商联体系之中继续存在.但在中共眼中,同业公会是集资产阶级性和封建行会性于一体的旧式组织,必须对其实施改造而后用.新政权在组织、人事、经费、法律、思想等方面多管齐下,重新构建同业公会与党政、工商联及会员的权力结构,将同业公会由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团体改造成为工商联组织下属的专业性组织.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同业公会失去其存在的组织基础与市场基础,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