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世纪的通俗讲经和敦煌

由敦煌文献的统计来看,有关讲唱文艺的作品的数量,在九、十世纪的写本中突然明显地增加了,比如,故事略要本、讲唱体写本大概都集中在10世纪的文书里.在此笔者将探讨发生这种情况的理由.笔者认为,讲唱文艺的发展与唐代佛教的演变有一定关系,唐代的通俗讲经等讲唱,可能是在安史之乱后开始的佛教通俗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敦煌以外的文献记载里能够看到的通俗讲经的记载都集中在九世纪中期.这样一来,敦煌与中原的佛教界似有几十年的时差.这点与敦煌地区的政治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因为敦煌与中原之间有两次(787-848年、905-914年)交流中断的时代.笔者在本文里,把这些敦煌的历史、地区的佛教特征以及民间佛教活动结合起来考虑,来探讨故事略要本、讲唱体等文献的产生问题.     

修己与治人之间——汉代翕然考

本文探讨儒家经典中的“修己治人”论在汉代何以能够实现。当位居政治上层的人物致力於“修己”,显示出了只要是人就应该具备的姿态时,受到感化的民众於是对此模仿,力求奋发向上。本文针对被感化一方的主体性契机,对上述现象产生的逻辑进行了考察。切入点置於反映民众主体性的“翕然”一词之上,指出民泉具有的立志从善之心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行为下得到觉醒,民来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不善,而“翕然”正是用来形容这一连串心理动态的词汇。汉代教化政治中的“治人”是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下觉醒的民众从主体上开始向善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修己與治人之間——漢代翕然考

本文探討儒家經典中的"修己治人"論在漢代何以能夠實現。當位居政治上層的人物致力於"修己",顯示出了只要是人就應該具備的姿態時,受到感化的民衆於是對此模仿,力求奮發向上。本文針對被感化一方的主體性契機,對上述現象產生的邏輯進行了考察。切入點置於反映民衆主體性的"翕然"一詞之上,指出民衆具有的立志從善之心在政治上層人物的"修己"行爲下得到覺醒,民衆試圖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不善,而"翕然"正是用來形容這一連串心理動態的詞彙。漢代教化政治中的"治人"是在政治上層人物的"修己"下覺醒的民衆從主體上開始向善的過程中得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