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晋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过程

一、问题的提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当人们剖析我国封建社会的内部诸矛盾时,往往存在着如下两种倾向:一是把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视为封建社会自始至终任何时期的主要矛盾;二是把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一概视为阶级矛盾,从而不仅否定了民族矛盾的客观存在,更否定了民族矛盾有成为主要矛盾的可能性。这样的观点,一方面等于否定了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又无法理解封建社会内部许多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封建社会里的对抗性阶级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三对基本矛盾,它们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变化发展的,在不同情况下,三者都可能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封建社会的任何时期都是主要矛盾,何以在某一次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统治阶级的内部争夺立即就会尖锐得爆发内战     

北魏三长制与均田制的实行年代问题辨析

关于北魏三长制与均田制的实行年代问题,尽管《魏书》与《北史》等史籍有明确记载,但仍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种种怀疑,或谓三长制的推行在太和八年以前,或谓均田制的实行在太和九年以后和太和十四年以前。前者主张者可以朱绍候先生为代表。他在其《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一书中力主此说。他的主要证据是《魏书·高闽传》所云:“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于今已久”等语。《资治通鉴》卷136《齐纪》把此年系之于肖齐武帝永明二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于是他的三长制创     

喜读《司马迁评传》

对不朽的封建史家和杰出的文学家司马迁的事迹、成就和思想,两千多年来不仅代代有人研究,而且代有多人;其研究成果,不仅有专题论文,而且有专门著作;其研究的方面至为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研究的程度,也在日益深入。如果把两千多年来有关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成果,包括资料考证、专题论述、笺释注疏和专门论著等合在一起,其目录就可构成一部洋洋大     

曹魏与孙吴的“校事”官考略

曹魏与孙吴的“校事”官考略高敏陈寿《三国志》无讲述典章制度的诸《志》,故有关三国时期的各项典章制度,需要到各本纪、列传中去仔细寻绎,方可知其梗概。与官制有关的校事官的制度,也是如此。唐人杜佑撰《通典》,其《职官典》对唐以前历代官制虽有记载,却不载曹魏...     

十六国时期的军镇制度

以军镇统民并以之代替地方行政机构的制度并非始于北魏,其实萌芽于十六国前期诸少数民族政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镇制度有逐步明朗化和制度化的倾向,到十六国后期,军镇制度已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单位,主要盛行于后秦、西凉、北凉、南凉、夏国等少数民族政治之中,以军镇统民方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护军制,也在西北地区诸政权中盛行。     

楚文化综合学术讨论会在信阳召开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河南省考古学会楚文化研究会在信阳召开了楚文化综合学术讨论会。省考古学会会长欧阳道力、副会长兼秘书长许顺湛、信阳地委宣传部、文化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62人,除我省代表外,还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的代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南、湖北等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单位的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州书画社,《中州学刊》编辑部、《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电视台等新闻编、     

革命志士谌志笃

正谌志笃(1896—1971年),号石僧,生于贵州织金。11岁随父亲到贵阳,就读于贵阳私立南明中学,1916年考入天津工业专科学校。1918年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共同建立了传播进步思想的学生组织——"觉悟社",是该组织的骨干。1919年"五四运动"中,谌志笃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请愿时,他咬破右手食指,写下"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的血书。后又被选为京津"学生联合     

建设新农村是我们的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访谈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为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这一战略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在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又在中央党校等五个干部教育基地举办了县委书记、县长专题培训班。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举措,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已经逐步付诸实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为此,我们采访了理论家、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先生,请他从十个方面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关问题。     

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

所谓户等制度,是指官府按居民家庭财产多少而划分户口等级的制度。关于秦汉时期如何征收家庭财产税、确定户等、评估家财等一系列作法,由于史料不足,还处于若隐若现之间。但是从西晋到南北朝,户分九品之制已经定型化。如果我们能找到从西汉的户分三等到南北朝的户分九品之间的过渡环节,则中国古代户等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将更加明朗化。吴简的出土恰恰证明在孙权时期的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境内,已经确立了三等九级的户等划分制度。但由于吴简的残缺,孙权时期户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难于通释的问题。     

《长征行》访谈

编者按: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本刊记者走访了《长征行》的作者、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就这本书的研究与写作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