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新辨

“华夏”族群的形成或出现 ,与“华夏”概念的产生当有所区别。族群的形成是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 ,观念的出现与形成标志着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西周时期的“夏”的观念事实上与春秋文献中的“夏”、“诸夏”、“华夏”所指并不一致。西周时期的“夏”所包涵的地理概念是指周人以宗周 (关中地区 )为中心的活动区域 ,并非指中原地区。“夏”所代表的文化族群观念则是指周人与周文化。自宗周倾覆 ,平王东迁洛邑之后 ,“夏”的地理和文化概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自春秋始 ,“夏”与“中国”指中原地区以姬姜为主、居住着大量殷遗的各诸侯邦国。伴随着一统观念的形成 ,此地理文化概念乃逐渐形成为民族认同的“华夏”概念。本文认为周人“华夏”观念的形成 ,不应该否认有其被动的一面 ,从西周的以夏自居 ,到春秋的包容诸夏 ,以及夷夏之分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周人在华夷杂处 ,王室播迁之后所产生的忧患意识。     

“万（万）舞”与“庸奏”：殷人祭祀乐舞舆《诗》中三颂

本文结合甲骨文金文材料,与传世经典中之资料,考察商周时期之万（万）舞乐制的形式,及其与庸奏和《诗经》中三颂之关系。从甲骨文例出发,我们看到万（万）舞在商代祭祀中是一种诗乐舞相伴进行的礼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用见之於祈年、祈雨、祭祖及学校中。而庸奏在甲骨文及经典中或作奏庸、用庸、乍（作）庸。“庸”既是商代王室与贵族所习用之青铜乐钟,在商代中晚期甲骨文中又用於指称某种音乐体式,包括音乐、歌诗与舞蹈相伴进行的用於祭祀的乐舞形式。万（万）舞与庸奏往往相伴进行。由“庸”与“颂”的字源来看,此庸奏乐舞後来演变为《诗经》中的三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