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龟”地与武丁时期的王室田猎区

宾组卜辞《合集》10198中的田猎地"■",当读作"龟",其地与《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所记载之"龟蒙"、"龟阴之田"有关,位于泰山东南方的汶水上游西岸地带(今山东泰安市境)。商王武丁曾在龟地大行围猎,收获颇丰。宾组、历组等早期卜辞所记录的武丁时期的田猎地点近六十个,其中44个为确凿无疑的东土地名,均位于今泰山周边,几占总量的八成。武丁时期的王室田猎区显然与商末乙辛时期基本一致,"泰山田猎区"应该就是殷商时期比较固定的王室围猎场所。     

重论“咸为成汤说”

据《尚书·君》、《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 ,大戊时有名臣曰巫咸 ,而殷墟卜辞中则有“咸戊”与“咸”之记录。自罗振玉、王国维提出卜辞“咸戊”与“咸”即为巫咸之说以来 ,中经郭沫若、陈梦家、岛邦男 ① 等中外知名学者的反复征引与发挥 ,这一观点几成定谳 ,其影响极为深远。故现在的一些学者在讨论“巫咸”或商代宗教问题时 ,总喜欢援用卜辞中的“咸”来论证其商代巫师权力无边之类的观点。窃以为 ,若说“咸戊”即为殷商旧臣巫咸 ,或许是可以成立的 ;但说卜辞中的“咸”就是“咸戊” ,即是文献中的巫咸 ,则实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其实…     

鄩氏诸器铭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

周代金文所见之鄩氏,应该是文献失载的子姓之国或子姓之族,乃殷商王族之支庶,或为殷末征人方的直接产物,其地望大致在今山东济南附近。周人入主中原后,鄩氏臣服于有周,甚至直接成了齐国的附庸。两周之际,该族曾经与曹姓之邾、任姓之吕或曹姓之莒等小国联姻。春秋晚期,则为强齐所吞并。而传统的莒国改姓之说,尚有疑点,曹姓之说或更为可靠。至于鄩仲匜铭中的(?),实为吕子二字的合文,其中的(?)符,是借笔合文的指示符。     

宜侯吴簋与宜地地望

从宜侯吴簋铭文本身提供的线索可知,周初宜国之封地,应该坐落在西周"东域"范围内。周代成康以后的"东域",其西界在河南安阳、洛阳一线以东,南界不可能越过淮水,所以宜地似应在以汶、淄流域为中心的"东土"区域范围内寻找。结合卜辞"義"地地望可知,宜侯的封地应该在今山东莱芜市境内,也即晚商戍甬鼎铭中的宜子之地。宜侯吴簋实乃东土礼器,与西周吴国开国史无涉。     

《■簋》铭文释读中的几个问题

稗簋铭文虽经众多学者研究,但有些问题依然存在分歧。本文以为,铭文中的“赐　户、　”是指质赐　地的民户与　地之贝;器铭所涉及的王世与月份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算,“遘于妣戊武乙 一”云云是当时的一种纪时形式,并不能说明器主与商王室有必然的血缘关系,而器主的真正族姓则为己姓。     

两周金文中的繁地与西周早期的东土经略

两周金文中的繁与繁阳,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地名:繁为东土地名,似在今山东汶、泗之间,繁阳则为南土汝水流域地名,在今河南新蔡一带。甗铭文所记周王命令出使于繁,班簋铭文记录穆王令毛公掌管繁、蜀、巢诸地,均与西周早期王朝东土经略有关。汶水流域是中原王朝东拓的交通要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也是今人梳理商周东土拓殖史的要点之所在。     

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

里耶户籍简当为秦人侵吞楚国青阳以西之地后的产物,其编录年代或可定为战国末叶。户籍简中的南阳,为迁陵里邑之名,其上级行政单位或为设置在迁陵之都乡。南阳里大致有编户民20余户,涉及姓氏多达七八个,呈异姓杂居之状。编户民的家庭类型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三类,但以前两者为主,联合家庭只是个别现象,大致可视为一种暂时性的过渡形态或贫困及其他原因导致的个例。家庭奴仆乃编户民的附属人口,他们与主家的人身隶属关系已得到法律的承认,而女性奴仆则可以通过婚姻或生育达到提高社会与家庭地位的目的。这些与基层社会形态相关的诸多特征,可以看成战国末期楚、秦两国基层社会的共性之所在。里中居民行编伍之制,但这可能属于秦文化因素,非荆楚旧有。     

西周金文“佃人”身份考

西周铜器铭刻资料中习见的"佃人"一词,是指隶属于王朝或依附于贵族家族的农业人口,属于庶民阶层,而非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甸师"、"甸人"与"田畯"之类的官师。这些"佃人",有他们自己的包括土地、生产工具和家畜在内的私产。他们在农官或私臣的带领和监督下,以耕作"公田"的劳役为形式,服务于大大小小的贵族阶层,受各级统治者的剥削。通过各方面的比较,他们的身份地位与当时的"仆庸"颇为相近,故"佃人"一词很可能就是"仆庸"的异称。     

甲骨金文中的朿族与商周东土族群流动

商周族群流动研究关乎国家形态、社会形态与民族融合等重要课题。近年来,随着商周地理研究的系统化,细致梳理商周时期东土族群的分衍、流动及其成因,已成为可能。甲骨与金文中习见的朿族具有典型意义,可作为相关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分析可知,商周朿族最早的族居地在今山东泰安、泗水一带的朿地。晚商时期,形成朿正、朿舟、朿保与朿厚等分族,均盘踞于母族的周边。另有部分族众因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徙居殷都安阳。西周早期,在王朝武力胁迫之下,朿族宗子徙居成周,在洛阳北窑留下了墓葬遗址。昭王时期有部分子嗣因战功出任王官,并进一步西迁宗周,形成新的分族"朿■"氏。但依然有族人留居东土,即汶水下游地带的朿厚氏与朿蛇氏,其中朿蛇氏一直延续至两周之际。商周朿族的分衍变迁,是东土族群流动总貌的折射。其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动因,对分析东土其余族群的分衍变迁有重要借鉴作用。族群流动并非是整个族氏组织全体搬迁的现象揭示,相关研究有助于今人对商周社会组织与国家形态的准确把握,深刻理解血族组织地缘化的过程。     

商周东土夏遗与夏史探索

传世文献中存在《史记》系统与《左传》系统两种夏史体系,二者对于夏早期历史的记载,在叙事空间上一西一东,互不相协,而《史记》系统更受世人青睐,成为后世探索夏史的主要线索。梳理和考证商周时期夏遗的地理分布可知,诸姒之族主要在今山东省境内,姻亲中分布于鲁豫间者,占相当比例;与夏史相关的地与族,亦基本分布于山东及豫东、豫东北一带。《左传》夏史系统不仅与甲骨、金文中的地理线索合辙,也与其他传世文献相关记载互洽,值得重视。对夏文化源头及夏王朝早期史的探索,海岱地区及鲁豫交界地带也需充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