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姑闲谭

正作为旧时"三姑六婆"之一的尼姑,无论是在古小说中,还是在戏曲舞台上,不乏她们的身影与形象。我对尼姑的了解,实可追溯到在家乡的儿童时代。犹忆儿时生活在故乡越地的一个小镇,濒河而居,河岸对面就有一座尼姑庵,乡里人通常称之为"庵堂"。尽管横扫"四旧"之余,泥塑菩萨像或被拆毁,或被杂乱堆置一室,尼姑大多还俗,庵堂也已改作他用,面目全非,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听说庵堂这一称谓,且对庵堂中的尼姑有了好奇之心。在越剧的传统剧目中,有一出《庵堂认母》,故事出自《玉蜻蜓》中     

蒙元遗俗与明人日常生活——兼论民族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向交融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恢复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号称"胡风"一洗殆尽。其实并不尽然。无论是明代的制度建设,还是明朝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受到蒙元遗俗的影响,风俗确乎存在着因袭难变的一面。风俗因袭难变的面相,转而又可证明"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并非存在着统一性,且各民族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存在着一种双向交融的倾向。至于"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说,仅仅说对了一半,即崖山之后的华夏文化,已经不再如同宋代以前的华夏文化,但并不证明崖山之后中华文化已经沦丧殆尽,而是变成了一种经历蒙、汉乃至满、汉融合之后的华夏文化。     

明末儒家伦理的困境及其新动向

明末儒家伦理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并陷入了困境 ,诸如对“五伦”关系的前后顺序进行重新排列 ,夫妇、朋友二伦置于五伦之首 ;对君臣关系的新评价 ;相对主义孝道观的普及 ;对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批评。明末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批评传统儒家伦理的时代 ,是近代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文化源头     

明代皇帝与明代文化

皇帝是整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意志是统治阶级的最高意忐。从知识结构、信仰崇尚以及行为特征诸方面来看,明代的皇帝,从开国君主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既有其共同点,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明太祖的勤政俭朴,武宗的淫佚好武,世宗的崇尚焚修,熹宗的荒诞不经。由于明代诸帝的性格各异,更由于他们所采取的文化政策的不一,使明代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本文试图将明代皇帝作为一个群体,就他们的文化成就以及与明代文化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说“妖”：明代中晚期社会与文化的异动及其妖魔化

明代中晚期,是一个极具变化的时代,社会与文化呈现出诸多转向的迹象。面对如此巨大变动的挑战,势必引发生活在这一时代知识人的回应,甚至不乏惊诧之感,将诸如此类的变动视为家庭的不祥之相和社会的"大怪"。在正统人士看来,明代中晚期堪称"妖魔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妖人"辈出,"妖言"四起,"妖物"勃兴,"妖事"频出,却又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基本风貌。     

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

明代的生员,自万历以后,以各种原因而放弃生员资格与身分,甘愿成为布衣渐成风气。探其原因,有不堪迎谒官员困苦而援例侍养、告免,有一时负气或不满现状,也有为尽士节,不一而足,更多的是屡试不第。晚明生员弃巾后,生计即成问题,因而弃巾后生员的社会动向,或经商,或学仙,或为僧,或放意林泉等,在所有这些社会动向中,成为山人最为普遍,反映了晚明士人的一些社会性动向。     

明代生员新论

明代的儒学生员具有双重身分。一方面,生员是正式在政府注册,并由政府官员提调、学官课业的官学生;另一方面,生员又是一种“科名”。从生员到进士,犹如科名阶梯,而生员仅仅是科举考试各级阶梯中最初的一级有关明代生员。生员是地方乡绅的一部分,而乡绅的产生、延续,主要依靠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总结是必要的,但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须给以深入的讨论,一是士与仕,即士的理想化人格,以及科举的客观现实导致士行、士习的堕落;二是青衿与缙绅,即生员与在乡士大夫的关系;三是生员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及其作用。     

隐语的秘密与魅力

正所谓隐语,说白了就是行话。从官场、科场,到市井各行,乃至于江湖,都有流行于圈子内的行话,大多不为外人所知晓,有时甚至带有黑话的性质,又当属于江湖切口。一个人若是凭借着自己所掌握的隐语或歇后语,专门用来欺骗他人,这在清代安徽当涂县的方言中也有专门的称呼,称为"打坎子"。明清两代的江南,乡民言谈,时有"来三"之语。虽说这是常语,当地人耳熟能详,且知其用义,但实在不晓源出何典。又明代小说《金瓶梅》中,也涉及不少隐语。其流行的注本     

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