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

1982年5月,阜新市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以查海遗存为代表的三处遗址。它们所出的石器、陶器和居住址具有突出特征。使我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应予以特别关注。在这年秋季的全省文物普查工作总结会议上,大家对查海遗存的性质、时代与命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由孙守道先生等于1983年初对此遗址又进行了复查,并提出这处遗址是距今约7～8千年前的聚落址。 1985年9月,苏秉琦教授在辽宁考察了查海遗址出土遗物之后指出,查海文化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据此,提出了先红山     

嵩山信仰的争夺战

嵩山,似乎只是因少林寺而为人所知,但在少林寺落户嵩山以前,嵩山作为天地之中的名岳,就已有极高的知名度,僧道儒纷纷来此占山建庙立坛,尘世的因缘际会酿作信仰的碰撞。千年过往,这里留下了三教鼎立的文化奇观。     

泡菜韩国气质

猴年刚刚开始．“非典”就如同一个看不见的鬼魅．重又笼罩在人们头上。     

“送故”吏与送“故吏”——读《世说新语》札记之一

《世说新语．雅量》“褚公於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条云：“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文中的“送故吏”旧有二解,一是“故吏”送褚公,一是褚公送“故吏”。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送故”条引此,将“送故吏”解为“送故”之吏;高敏《魏晋南朝“送故”制度考略》也据之证明晋时县令离任,有故吏相送之制。朱铸禹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则认为是褚公送“故吏”,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

2010年,北京大学受捐入藏了一批海外回归的珍贵秦简牍,结合室内发掘清理情况和文字内容,可复原为竹简10卷、木简2卷以及零散竹木牍和木觚等,共794枚。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可能出自江汉平原地区的墓葬。简牍以书籍类文献为主,内容涉及秦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文学、数学、医学、立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内涵之丰富在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     

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秦汉国家在自然聚落的基础上划分行政区“里”,选任里吏,辅助官府统治基层社会。秦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改变以社会自治领袖为里吏的传统,规定里典、里老原则上由无爵年长者出任,以期消除民间秩序对官僚行政的阻碍。这一举措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加速了秦的灭亡。汉初调整政策,设置三老官属,有意扶植、利用社会领袖。但里老一职被废除,三老官属人数有限,影响力无法深入里中。西汉中期兴起的循吏政治,推动在里中增设“父老”一职,并使之成为通制。里父老却迅速偏离原定的教化职能,转而负担诸多日常杂务,趋于差役化和卑微化。此后,里吏与社会领袖事实上趋于分离,使得汉末魏晋的国家难以有效控制基层社会。     

戚景通教子俭朴

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英勇善战,治军有方,他带领的戚家军纪律严明,在抗倭斗争中屡战屡胜,他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得士兵爱戴。戚继光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名将,与其家风熏陶、父亲教诲是密不可分的。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也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爱国将领。他为人耿直,年过半百才得这一子,自然喜不自胜,寄予厚望。戚景通教育儿     

杨维桢籍贯考

杨维桢是元末明初的一代大家.他生长成名于浙江,游学定居于江苏,经历并不十分复杂.然关于他的籍贯和名字,却说法混乱,现试加辨析.管窥所及,对杨维桢的籍里竟有六种不同说法.一、诸暨人.此说以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为代表.该书“杨维桢”条云:“杨维祯(1296—1370),元文学家、书法家.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诸暨(今属浙江)人”.同持此说的有万历《绍兴府志》,康熙、乾隆、光绪《诸暨县志》,《四部备要》本的《铁崖古乐府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浙江社科院的《浙江人物简志》等.     

如何把部门志改为市志专志

如何把部门志改为市志专志三言近年来,城市志（指地级市,下同）的编修工作有了较快的进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市志自身的特殊性,与省志、县（市）志相比,进度要慢得多,已经出书的还为数甚少。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认真解决。加快市志编修进...     

《简明国际人物词典》将出版

本书参考了若干百科全书名著,关注了近几年来国内外的科研成果。在此基础上,所选的国际人物包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外交家、宗教领袖等。本书的特点:资料翔实、立论新颖、文笔简炼,容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本书不仅可以作为中学、大学教师和一般干部、知识公子的工具书,历史爱好者、大学生、中学生和青少年读者的工具书,而且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历史系的学生、研究生、国际关系史教科书的配套参考用书。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本《词典》由我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专家光仁洪教授作序,对国际历史人物这一重要研究课题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