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畅《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简评

近读徐畅所著《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①(以下简称"《战争·灾荒·瘟疫》"),窃以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目前,抗日战争研究,不论是国家支持,还是史学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向总体研究深、专题研究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一些方面也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史料方面民众的"失声"、研究方法上比较分析的"缺乏",都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战争·灾荒·瘟疫》一书运用新史观、新视角和新材料,不仅突出民众的认知与声音,还以比较方式阐述问题,将关注重点放在既往学界忽视、论述不够的问题上,在整体勾勒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历史的同时,更加细致地探讨了当地战争、灾荒与瘟疫下民众的生态.     

晚清中央银行体制的形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缓解财政危机和推进币制改革,清政府开始兴办新式银行,组建了户部银行,后改组为大清银行,尝试构建中央银行体系。就制度而言,户部(大清)银行以章则明定拥有发行货币、监管市场、经理国库等职能,已初见央行模型。从实践来看,户部(大清)银行在巩固纸币信用、缓解金融危机、调和全国汇兑等方面,亦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过程糅杂中西,既有对当时欧美央行制度的借鉴与深化,更是对中国传统经验的利用和改进。若从现代中央银行的理论去审视,这些举措多有不成熟之处。但若对比同时期其他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的探索历程,不难发现,这些举措仍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国早期中央银行体制,而且基于中国社会的主动实践,参与了世界央行体系的构建。     

“排法”: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新探

“排法”斗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货币本位市场的运动。“排法”并非完全抛弃法币,而是将法币掌控起来作为根据地的“外汇”,以平衡内外经济。就政策而言,“排法”斗争经历了从联合到排挤再到排除法币的转变,斗争实际是中共以法币为媒介与日伪进行的货币战,国民党影响甚微。就实践而言,“排法”斗争中民众质疑与日伪打击相伴而至,中共在经历了失败与调整后才最终获取民众信任,基本廓清根据地货币市场。此后,工商管理局对金融体系的维护亦是“排法”斗争的延续。通过“排法”斗争,中共掌控了区域货币控制权,使其较早在山东地区获得以货币调度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能成为中共革命通向成功的有力跳板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