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文化遗产化与观光资源化——以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的“茅葺之乡”为中心

地域振兴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其解决途径多表现为挖掘地域原有内涵,例如乡土性、文化的景观或者传统建筑物群,并进一步赋予其文化价值与资源性价值。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的"茅葺之乡"以"日本的原风景"著称,于1993年被指定为传统建筑物群。在这一景观的文化遗产化及以之为资源开展的地域振兴活动中,地方主体积极致力于景观保护、观光推介、产业促进、与城市的交流,并带动了民众对自身生活的重新审视。同时,资源化体系下的负面机制也必须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汤川洋司和他的《山的民俗志》

汤川洋司教授是我在日本攻读民俗学硕士学位时的导师,也是领我走进民俗学殿堂的引路人。从师两年半的时间里,尽管老师对待我常是面带微笑,十分耐心,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人,是个传统的日本人,有着日本人认真、诚实的性格特点,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儿古板。老师几乎不过问我除了学业以外的事情,所以我对老师的私人状况也知之甚少。     

围绕“日常态—能量枯竭态—非日常态”的学术争论——三元论体系基础上的日本民俗理论的建构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日本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民俗学面临着研究对象消失的危机和如何应对变化进行学科自身调整的迷惑。柳田国男离世后,人们对柳田思想在继承的同时开始进行反思和重新解读。对于柳田确立的＂日常态-非日常态＂的分析概念,波平惠美子于1972年首先提出了第三元素的＂污秽.晦气＂（KEGARE）概念,之后引发了和樱井德太郎之间的＂波平.樱井之争＂。论文将围绕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民俗学界出现的这场＂日常态-能量枯竭态-非日常态＂的学术争论,对该民俗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考察其在民俗学史上的定位和意义所在。     

批判、继承与反思——对1975-2005年日本民俗学研究动向的考察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期的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艺术等领域,受中国影响较大。日本一方面学习、借鉴了中国文化的优秀元素,一方面结合本国     

日本女性民俗研究述略——以女性视角的思考为线索

日本的女性民俗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在柳田国男的启蒙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逐渐形成了以濑川清子、大藤由纪(音)、仓石敦子(音)、波平惠美子、刀根卓代等女性研究者为主流的研究队伍。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感性,围绕自身女性的民俗,从以往女性仅仅被视为客体,转变为从女性主体的立场展开研究,采用主位—客位综合视角,尤其在婚俗、女性劳作、主妇权、生育持家、信仰禁忌等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女性学者以女性的视角研究女性民俗,是日本女性民俗研究始终如一的特色所在。究竟何为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男性与女性视角的不同?是否存在只有女性才能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课题?这些是今后研究中亟须进一步明晰的问题。     

孟姜女传说“在地化”后的传承特征分析——以山东淄河镇的孟姜女传说为例

根据2009年4月在山东淄河镇对孟姜女传说的调查,认为孟姜女传说作为一个在全国普遍流传的传说,之所以在淄河镇呈现出独特面貌,关键因素在于齐长城和淄河。孟姜女传说在淄河镇的传承以口头讲述为主,颇具理性色彩,并没有进入到口头文学以外的日常生活中去。由于旅游发展的介入,孟姜女传说和村落历史、风物源头开始有所勾连,因此孟姜女传说在当地的叙事和传承方式可能会逐渐多样化,或许会借助风物和庙宇渗透进民俗生活中去,现在只是刚刚进入到新形势下一个流布全国的传说在地化过程中的过渡阶段。     

城市民俗学的方法

近年来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声,认为城市也应该被列入到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中去。由此可以看出在以往的民俗学研究中很少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对历史较浅的城市,几乎没有进行过民俗学的综合调查和研究。     

米、年糕和日本人

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本。米、年糕与日本人有着不同寻常、千丝万缕的联系。     

男性在场与日本女性禁忌

女性禁忌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女性禁忌突出表现为渔民社会中基于女性经血、生育形成的"赤不净"、"白不净"信仰观、以大峰山为代表的基于佛教教理"五戒"设定的山岳女人禁制,以及神道祭祀仪式下的女性排斥等。女性特有的月经、生育等生理表现,在民俗社会中被视为是不净、晦气、危险的发生源而予以隔离和排除。女性不净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创世神话。统观日本女性禁忌事象、民俗思想的存在和演变的主要脉络,可以发现其深层原因是男性在场和作为他者的男性视角起到了关键作用。女性禁忌得以确立是作为两性中另外一性的男性在场使然,男性宇宙社会的立场客观上对女性禁忌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其传承提供了土壤。当下研究中不乏将女性禁忌与女性歧视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倾向,立足于民俗学的视角尚有可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