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兴市史志事业列入当地“十一五”规划

《泰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初稿）强调,要加快史志档案事业发展,以征编泰兴党史资料为重点,编撰出版泰兴党史第二卷（1949-1978）,全面完成泰兴市志续修工作,推进乡（镇）志、部门志编修工作,确保每年出版一本年鉴,切实加强档案建设工作。这将为泰兴市史志档案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燕园漫步

9月开学,10月游。漫步在未名湖畔,迎着清晨的空气,总是有朗朗的读书声随着晨曦的鸟啼,犹如美妙的田园交响曲,或诗赋、或外文、或音乐剧,编导结构了多元的时代语境,为美丽风景增添了许多韵味。     

进入格林的梦乡

现代经典作家中,格林是最杰出者之一。从1920年代开始写作到1991年去世,跨度60年,作品50多种,小说、戏剧、电影、散文、游记、评论、诗歌,著作等身,主题、风格、故事却不重复。他是在小说布局、文字修炼上最讲究的作家,其苦心经营的氛围,为马尔克斯推崇备至。格林又最爱冒险,足迹遍布五大洲。     

洛陽澗西宋墓(九·七·二号)清理記

洛陽西郊澗西一帶在去年和今年初先後勘探出古墓六千餘座,今年二、三兩月清理了二百八十餘座,其中宋墓一百     

印度的佛教創始於何時?其背景如何?

印度的佛教是創立於公元前六世紀。它是在反婆罗門教斗爭中所形成的教派之一。它是代表刹帝利和富有吠舍階級利益的宗教。在紀元前一千年代初,随着印度奴隸制諸小國的形成,婆罗門教提出一套完整的符合僧侶、貴族政治利益的教义,它進一步鞏固了在原始分工基礎上形成的种姓制度,把婆罗門种姓規定为最高級的种姓。其次是剎帝利,須为婆罗門服务。再次为吠舍和首陀罗,后兩个种姓都受前兩个种姓的奴役和剝削。以上四种不同的种姓無論在社会地位上或法律地位上都有極其嚴格的規定。婆罗門所以能够在     

大力做好基建工程地區的文物清理工作

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光辉照耀下,从一九五三年即开始了计划经济,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正在全国笵围内相继展开,在施工过程中,由於挖掘土方,已不断地发现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并掘出了大量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尤其在西北地区,由於它是祖国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地下埋藏的文物则为数更多。现仅就西安市近郊一地而言,有一工地经过初步勘探,即发现古代墓葬三千余座。今后随着基建工程的日益扩大,古墓葬和古遗址的发现势必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动派对地方政制的变更及其作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的进攻,不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且喊叫“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口号,进行残酷的“政治围剿”。兹将反动派在“政治围剿”中具体表现在它的地方政治制度中的变化,及其反动作用,作一系统的叙述,企图对当时反动措施作出彻底的揭露。一、国民党反动派在伪省政府中的合署办公: 伪南京国民政府原来于1930年二月所修正的省组织法,虽规定各省政府为“地方最高行政官署”,但按伪法律之省政府是由伪国民政府简任委员七人     

鄭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及其时代关系

一、遗址的发现及发掘经过解放后于1950年秋韩维周同志第一次发现了郑州商代文化遗址,接着河南省文管会及郑州市文教局就以韩维周为首连续作了全面的调查。1952年秋中央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首先郑州二里(?)作了实习性的发掘。1953年为了配合基本建设,在中央文化部文物局裴文中处长的亲自领导下,由河南省文管会派员开始发掘。同年并成立文物工作组。1954年扩大为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继续发掘工作。截至1956年终,就调查发掘所知,以郑州城为     

明代運河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發現與確認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公文紙本《陶朱新録》、《緑珠内傳》、《正統北狩事迹》和《賈氏談録》是四書合爲一册的古籍,其紙背均爲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至三十二年運河管理部門的實用檔案公文。通過對其内容的分析,可進一步確認該批紙背文書的具體歸屬機構及官員應爲徐州沛縣沽頭工部分司主官欽差管理河閘工部主事欽拱極。《陶朱新録》古籍合册紙背沛縣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數量雖不算大,但是很珍貴,其發現與確認頗具“古籍考古發現”意義,爲世界文化遺産運河提供了一批反映運河河閘管理事務的全新史料。     

如何看待中国对非洲的援助

中国真像莫塞斯·奈姆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流氓捐助者”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崛起是有些人担心的理由,但这没有必要引起那些将中国的援助和参与谴责为不稳定因素,认为它们对治理有害,不会帮助非洲摆脱贫困的人的惊慌与恐惧。许多对中国援助与参与的惊慌和恐惧都是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并且所发出的警告与事实是不相符的。中国的援助额并不巨大,传统捐助者向非洲提供的援助要多得多。一些媒体或其他研究者所公布的“援助”数额严重误导了民众。比如,美联社在2008年一篇报道中称中国总理说自开始援助计划以来,中国共向非洲提供了“440多亿美元的援助”,实际上,中国总理说的是440亿人民币（57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