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石刻的存留状况(一)

<正> 中国古代的石刻(这里指的主要是文字石刻)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文化宝藏。它的品种繁多、数量浩大,分布范围更是十分广泛。几乎可以说自先秦以来,无时无石刻,无地无石刻。虽然由于历代大量破坏剥泐,我们无法判断各个时期具体的石刻数量,但是至今遗存下来的石刻仍然数量惊人,使我们可以感觉到各个时代石刻的兴衰,把握到石刻发展变化的大致脉络。 本文是笔者为北京大学考古系讲授《石刻概论》时,对中国古代石刻存留情况的一个简要介绍,限于时间与篇幅,只能择要描绘一下大的轮廓,关于石刻分类、溯源、变化规律及考释研究等问题,已另撰文叙及,此不赘言。遗漏不当之处一定不少,祈知者不吝指正。     

《郑州市发现两批北朝石刻造象》释文补正

《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郑州市发现两批北朝石刻造象》一文中介绍了六件北魏至北齐的造象。其中三件造象题铭的释文中存在一些问题。现试加补正于下:1.正光二年扈豚造象:原释文:大魏正光二年岁次辛丑,七月丁西二日戊戍。清信士佛弟子扈脲为家口造石象一(土区)(躯),合门大小(,)二生龙天(,)逢遇如来,悟落三途(,)速令解脱,因缘眷属(,)恒会善居,所求如愿愿从心。(括弧内标点系笔者补加,下同。)补正:造象主姓名应作扈豚,汉代至南     

试论隋代的壁画墓与画像砖墓

壁画墓是表现封建社会中上层社会墓葬等级制度的重要考古资料。将隋代壁画墓以及画像砖墓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归纳出隋代壁画墓所表现的隋代墓葬等级制度及隋代礼仪。这有助于深入了解南北朝壁画墓的发展与唐代壁画墓体系的形成,也有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中国古代壁画墓的历史演变过程。     

关于伯奇的古代孝子图画

日前,承日本佛教大学黑田彰教授寄赠他的新作《伯奇赘语——孝子传图与孝子传》,文中论及中国北朝石刻、漆画等文物图像中关于伯奇的孝子故事,特别是在考证中引用了在日本流传的古代刻本《孝子传》材料,该《孝子传》中关于伯奇故事的叙述比中国现存古文献中记载的伯奇     

滕州汉画像石中的持幡图与墓中解除习俗

滕州画像石中的持幡图,反映的是一种方术的墓中解除习俗,与方相氏驱鬼、墓中置镇墓神瓶等方术具有相同的宗教意义。本文阐述了墓中解除的思想渊源及其在汉代广泛流行的情况,指出用于解除的器物、图画、铭文等是汉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对这些遗物综合地加以研究。     

论“约束”——从汉代有关“约束”的几件石刻谈起

1931年河南偃师出土一件汉代石刻东乡通利水大道约束刻石,而铭文长期未得通读。本文从考释该石刻文字入手,对有关汉代"约束"文书的几件石刻及简牍材料铭文进一步确释,并予以综合研究,梳理"约束"在古代的缘起与存续过程,指出"约束"这一文书形式与民间民众组织的密切关系,说明类似石刻材料是研究古代基层社会的重要资料。     

读唐代墓志札记三则

一、志文者相转抄成风岑仲勉先生《金石论丛》“安师志与康达志”一文中比较了唐龙朔三年安师志〔按全称应作唐故蜀王府队正安(师)君墓志铭〕与总章二年康达志〔按全称应作唐故上骑都尉康(达)君墓志铭〕,发现二志铭文基本相同。岑先生说:“尤怪者……安、康当不同出,何姓源犹复抄袭。今如蜀府改为勋校,执笔之人,似非绝不谙文义者,而字与先系,竟任其完全雷同,是可怪也。”岑先生所注意到的这种情况,在唐代墓志中是十分常见的,我们在初唐墓志中略加检索,试举数例如下: 贞观十二年闰二月廿七日大唐护军魏王府主簿唐逊故夫人柳(婆归)氏墓志铭与     

一件重要的唐代“牒”文实证

《文物》1984年第5期《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志考释》一文中,介绍了一件在吐鲁番县五星公社建设大队八小队出土的唐代灰砖墓志。这件永徽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令狐氏墓志与现已见到的其他唐代墓志有所不同。它转录了一篇唐代版授妇女乡君的官司牒文,从而成为唐代"牒"这种文书形式的一个重要实证。兹略加考证以表出之。唐代官司文书的类型很多,如诏、令、奏、议、判、教、启、牒……,其中"牒"是一种广泛采用的简短文书形式。但也正由于这一点,至今可以见到的"牒"十分稀少,《文苑英华》等类书中收集的少量"牒"也已不是官司文书原貌。现知比较完整地保留     

青少年参加广场体育活动的对策

青少年学生社会化过程非常复杂,影响因素多样化,家庭、学校的教育方式是影响因素之一,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方式——城市广场体育活动,对青少年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在潜移默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阐述在青少年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如何制定有效对策来确保青少年参加广场体育活动成为一种阳光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