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塔儿坡秦国墓地结构与族属研究

塔儿坡秦国墓地是一处在战国晚期至秦代形成的国人墓地,墓地内至少埋葬三支秦人族群及其家族与外来移民。其墓葬布局反映了不同族属的秦人与外来移民以个人、个体家庭或小型家族共葬于同一区组之内的地缘性墓地结构与社会组织形态。导致地缘性墓地结构形成的原因与秦国实行的什伍之制与析户政策相关。统治者将不同族属的人群分散编制于乡里等地域组织内,使同宗异地异里而居而葬,进而淡化血缘关系,以达到削弱宗族势力之目的,这与战国中期以后秦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大趋势相吻合。     

旧石器技术与人类演化

旧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占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而且大部分遗留下来的人类文化遗存是石器以及石器生产的废弃物。旧石器考古就是从这些石制品来了解人类技术和智力的进化。长期以来,旧石器研究主要限于对石制品的描述和比较。然而,本文介绍了这门学科当下的成果和任务,旧石器研究不仅要了解石器技术的特点和文化发展的传统,还要探究大脑、语言、双手还有社会适应和象征意义等体质与行为演化方面的问题。这种研究更多依赖生物学研究以及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特别是现生黑猩猩解剖学特点和工具使用行为的比较。旧石器时代早期以奥杜威的砾石工业为代表,器形和加工受制于砾石的原来形状,这种工具已能帮助古人类增加获取高质量食物的能力,为大脑的智力进化提供必要的能量供应。150万年前各种大型切割工具如手斧、平刃斧和手镐出现,如果排除原料形状和加工步骤的区别,它们有可能是同一类工具。这一时期古人类也开始用火。50万到30万年前的阿休利晚期,大型切割工具逐渐被勒瓦娄哇技术取代,这是一种高效的标准工具,并用来装柄。复合工具的出现表明古人类已经有了复杂的规划和设计能力,并且可能已会说话。更精湛的石叶技术在五万年前出现在东非和近东,表明功能和形制各异的专门工具出现。同时,投矛器、骨角器、装饰品和各种重大发明面世。现代人类这种智力和文化的进步,使得他们很快扩散到全球,并促使了尼安德特人的绝灭。人类演化的步伐,就是从最原始的石器技术开始,从旧石器时代初不超过10公里的活动范围,最终发展到今天的航天飞机和轨道空间站。(陈淳)     

河南平顶山春秋晚期M301发掘简报

应国墓地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溃阳镇北的溃阳岭上,是一处以应国墓葬为主的大型古墓群,墓葬的年代为两周时期与两汉时期。本文介绍的M301是1992年在应国墓地发掘的一座楚国直辖时期的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此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主要有铜器、锡器、石器、漆木器、骨器等,其中铜礼器有鼎、簋、敦、盘、■、浴缶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此墓的墓主人可能是应国王室贵族的后裔。     

关于田野考古科学发掘问题的再思考

考古发掘的传统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田野考古的发展趋势和新规程的要求了。它存在的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田野考古的发展,影响了科学发掘的水平与质量,必须重新确定科学发掘的衡量标准,采取强有力的对策和措施,确保科学发掘的正确方向,促进考古理念的转变和田野考古学的发展,把科学发掘的各项工作落实到实处,为现场文物保护和后续研究提供全面有效的系统资料信息。     

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

1993年初,我们在平顶山应国墓地发掘了一座中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圹墓(M242)。墓中出土的铜礼器有鼎、篡、觯各2件,尊、爵、卣各1件。此外还出土铜兵器、铜车马器、玉器和陶鬲等器物。其中有1件柞伯簋铸有长篇铭文,内容较为重要。现将此簋介绍如下,并对铭文予以初步考释,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器物介绍柞伯簋为敞口,斜方唇,短颈内束,浅腹外鼓且向下倾垂,腹部一对龙首形耳,下垂珥,浅圈足下一喇叭形支座。颈部饰8个以细雷纹作     

令鼎铭文通释补证

令鼎是西周早期重要的有铭青铜器,因铭文记录了周王在藉田礼末了举行的燕射礼和竞走比赛而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各家看法不一。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礼学的角度,对铭文作了通释补证意译,并对一些关键字句及其相关问题作了新的考释与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为视角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是我国台湾地区刊登考古学文章最为集中的期刊,通过对其1953-2006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作者的统计分析,可以审视自创刊以来台湾考古学的发展及其成就.该刊刊载论文以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三大学科为支柱,其中民族学类论文为最大宗,考古学类次之,人类学文章紧随其后.台湾考古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对日据时期日本学者工作的梳理和总结,再到60年代以中原(殷商)考古为主导,逐步过渡到7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考古的本土化和重新定位.     

陶器生态学:近东早期文化研究的一种途径

陶器和陶片是考古发现中最不易消失的文化遗存,而且在一万多年前出现后,与人类文化的发展密切相伴。因此,陶器研究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始终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1960年代之前,陶器研究在建立相对年代学、区域文化关系和分辨族群身份上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我国,陶器研究长期来也承袭了这种方法,用来建立相对年代和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然而,自1960年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的陶器研究已经走出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的窠臼,开始探索更为广泛的领域。本文刊载于1965年出版的《陶器与人类》这本论文集中,受朱利安.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影响,作者提出了陶器生态学的概念,试图将陶工使用的原料和技术、陶器在文化中所发挥的功能与其生态环境联系起来研究。陶器生态学认为陶器是三个主要因素(自然、生物和文化)之间动态平衡的产物,这种平衡状态很容易因某一主要因素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因此,陶器的变化可以从这几个主要因素的动态关系来了解。作者根据近东生态学的特点、缺水环境中人们对水利用的方式、还有陶工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分析了陶器在该地区生产和使用的特点。最后作者指出,长期以来陶片被用作地层学和年代学研究的材料,而其作为人类...     

作册般铜鼋所记史事的性质

作册般铜鼋是一件珍贵的商代末期青铜器。其铭文所记史事和器物造型所展现的史实是射礼,如果把它与田猎挂钩,则有许多疑窦;如果把它与射礼相联系,则颇能印证文献和西周金文的有关记载。可以说西周辟雍大池的水上射礼很有可能渊源于商代晚期的洹水水上射礼。周礼“三番射”中的某些仪节和必射四矢之寓意,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存在。射鱼也是当时常见的一种射礼,射鼋则是射鱼的一项重要射礼内容。本文还对鼋铭作了考释,并认定该器是铭功的庸器、再现商王射艺的实物模型。铜鼋的铭文与造型构思所反映的史事是商代末期王在洹水进行的一次水上射礼活动。     

伯唐父鼎铭通释补证

伯唐父鼎铭文,关涉古礼制,内容非常重要。发掘简报只有释文,未作断句与考证[1]。张政娘先生首先断句并作了简要考释[2],此后刘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