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本书循晚清、民国创建、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1927年间的国共合作与分裂这一历史线索,探究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兴盛和衰落过程,分析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既说明了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民主思想的一个源头,又指出它同时也是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在中国革命思想发展中的贡献做了充分阐释。[第一段]     

文字与早期文明

<正>在早期文明中,上层阶级在生活方式及文化上与普通人判然有别。上层阶级居住在较宽敞、较豪华、且往往是较干净的房子里,由专门的仆人伺候,吃营养较丰富的食物,穿金戴银,更加讲究个人外表和卫生,并修炼较优雅的举止。在埃及古王国时期上层阶级的墓葬艺术中,就形象体现了各种行为模式,其中上层阶级的稳重、高贵和完美体质与下层阶级的喧嚣、粗俗的举止、邋遢的外表以及时有所见的营养不良和肢体残缺形成鲜明的对比。上层阶级或讲一种较雅致的民族语,或讲一种与其多数臣民完全不同的语言。阿兹特克人有马切瓦语和特皮语之     

甘肃、宁夏地区的佛教造像碑

在丝绸之路国际交通线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培育下。中国西北部的甘肃、宁夏地区成为5～6世纪佛教艺术流行的一个重要中心区域。这个地区佛教石窟的集中分布证实了佛教弘传的广泛性及其艺术深受西方影响的普遍性。然而外来影响也与当地传统产生互动,从而引起了创新和独立的发展。     

共和国新闻电影事业的开拓者——苏河清

作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原总摄影师,苏河清这个名字并不为人们所熟悉,但相信看过《1949年西柏坡会议》、《日内瓦会议》、《战斗的古巴》和《十里长街送总理》等纪录片的人,一定还会记得其中一些珍贵的历史镜头: 对取得全国胜利满怀信心的毛泽东、在国际舞台上神采飞扬的周恩来、个性强烈的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以及十里长街上痛别周总理的群众…… 如今,这些经典的场面尽管已渐渐封存于历史,却无法从观众,更无法从这些影片的主要创作者苏河清的记忆中抹去。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拥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是战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尽管它没有农科、医科和美术系。大学课程已很丰富,但新的科目训练仍不断增加。有些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而增设的,有些是基于国际学术的新动向而开办的。而且,由于三校雄厚的师资,即使只有几个学生选修的极为冷僻的专业课,也能坚持下去。每学年开设的课程贴满了总务处办公室的墙壁,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山”、“学海”。     

张家川,一个叫阿阳的城简

一条源于张棉驿卧虎山侧的河，流经清水，便成了清水河。这河如这城，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被遗忘。     

段子

有一群人能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跟爱情、知识、金钱都不沾边。在爱情的小河里,他是一只旱鸭子;在知识的海洋里,他是一条淡水鱼;在金钱的水潭里,他是一个漂流瓶。很多人的信仰是很复杂的,简单来说可以这么讲:左眼跳财,好开心;右眼跳灾,去你的封建迷信。     

纪念性建筑:象征性行为之热动力学解释

在考古研究与文明探源中,宏伟的纪念性建筑如金字塔、宫殿、庙宇陵墓常被视为文明灿烂程度的重要标志。本文中,布鲁斯·特里格借鉴热动力学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并用"最省力"原则来剖析这种毫无回报的能量投入。热动力学用计算或衡量社会能量投入的劳力和数量来衡量这个社会的权力和复杂化程度,随着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和文明的起源,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一种重大的变化。一般来说,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的生存都遵循一种"最省力"的原则,即在从事任何活动如生产和分配食物和其他资源时都力求节省能量,也即我们今天所谓的讲究"效益"。"最省力"原则完全不适用于祭祀建筑的营造和奢侈品的生产,而表现了一种"显赫消费"的特点。如果权力经济主导着这些物品的生产,那么消耗能量、特别以一种非实用目的来消耗他人能量的方式便成为衡量权力大小的标志。于是,权力能够从象征性上予以表达和强化的最基本方式,就是为非实用的目的而消费能量。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权力的"显赫消费"和全部依赖社会剩余产品的特点,很容易损害支撑这个社会系统存在的经济基础。当统治阶层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能量投入毫无回报和经济效益可言的祭祀和炫耀活动中去的时候,其结果很快就会达到开始损害其经济基础一点。当整个社会的运转完全为了维持等级体制而非供养民生,当"显赫消费"逐渐开始透支能量和耗竭资源、无法再从物质上来维持统治阶层的神圣地位时,这个复杂社会的崩溃就不可避免。为什么考古学上所谓"满天星斗"的史前文明大部分都是流星一闪,究其原因可能可以从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上来找答案。     

东方博物馆的缘起和目标

<正>一我们决定要在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创办一份新刊物,以便把该馆不容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刊布的科学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因此,本文开头对东方博物馆作一个介绍是必要的,以便告诉大家这个机构的由来和现状。首先,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我的那些科学活动才最终导致东方博物馆的诞生,这可以追溯到我对采集自然历史标本的热衷。它肇始于学生时代我对瑞典古生代地貌的考察,随后1898年,我参加了由纳梭斯特(Nathorst)组织的斯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