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的咏史诗

在流派众多的中唐诗坛,刘禹锡“无体不备,蔚为大家”。其中,“咏史”一体,尤为他所擅长。他的咏史诗,寄兴深微,气韵沉雄,因而历来传诵不衰。“咏史”之名,起自班固。但班诗仅咏“缇萦救父”一事,实是史传的联缀,因而曾被钟嵘讥为“质木无文”,《文选》亦弃而未录。曹植、王粲的咏史之作,虽然不乏文采,却一遵“概括本传,不加藻饰”的格式,鲜有寄托。魏人杜挚的《赠毋丘俭》诗,“叠用八古人名”,不复专咏一事,可惜“堆垛寡变”。直至西晋左思,才跳出传统的窠臼,将一己情怀挽入咏史诗中,开创了藉咏史以咏怀的先河。其代表作《咏史八首》,“题实因班,体亦本     

试论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

《饮酒二十首》在陶渊明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饱含忧愤的笔触,勾勒了诗人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及其与当时社会现实的矛盾,并且肯定了自己归隐田园的生活道路的选择。这组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一《饮酒二十首》的系年迄无定论。宋汤汉《陶靖节诗集注》、今人王瑶注《陶渊明集》等系于义熙十三年,即公元417年;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今人逮钦立注《陶渊明集》等     

论刘禹锡诗中的佛教烙印

享有“诗豪”之誉的刘禹锡,其诗作以迥不犹人的“骨干气魄”,在中唐诗坛独树一帜,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已经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注意。然而,在探讨刘禹锡诗的个性特征的同时,人们往往无视或忽略诗人所生活的特定时代给其诗打上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