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粤东客家乡村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中心

宋明以来,随着粤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随之而出现的“峒寇岛夷”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但至清初“复界”以后,地方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化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这种社会变迁,陈春声、黄挺等时贤已有相当深刻的研究。陈春声教授认为,“大致从明嘉靖至清康熙的一百多年间,是潮州乡村社会逐渐被乡绅阶层控制的重要转折时期。”但对于乡绅阶层的产生及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而且他们的分析多以沿海的韩江三角洲为参照,对于广大内陆山区则关照较少。     

明清之际粤东大埔县白堠村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根据陈春声、唐立宗、胡希张等学者的研究,明清之际的粤东北山区发生了显著的社会变迁,由动乱频繁的“盗窟”发展成为社会稳定的“邹鲁乡”。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巨变,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还有许多具体细节以及变迁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根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结合官方文献和个人文集,具体探讨大埔白堠村的民间信仰在明清之际地方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地方士绅的倡导和支配下,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过程,从而形成后来被认为既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又符合国家礼仪制度和儒家伦理的客家民间信仰。     

客家华侨：勇于开拓、爱国爱乡的典范

有句俗话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多地少生存资源短缺,至清代中叶,大量客家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遍及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谋生。客家华人华侨以梅州最多,据统计,在海外的梅州籍客家人约300万,赣南、闽西约50万。     

丰顺县建桥围的宗族社会与文化变迁

随着客家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客家化的在地化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①客家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客家社会的形成与变迁实质上是移民的在地化过程。所谓在地化,即主流化“地方化”,为移民依据自身的政治、经济、化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各种自然、社会资源,融入当地社会,     

基督教与近代客家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客家人越来越受到专家学的关注,他们的历史、化、社会、宗教等问题成为研究的对象。本试通过考察近代基督教在客家地区的传播,探讨基督教对客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大埔县湖寮双坑村传统社会与文化变迁考察

粤东大埔县湖寮地区的双坑村,虽是一个山村,但却是一个声名远播的地方。当地有一句俗语：“湖寮吴、蓝、罗,无奈双坑一姓何。”这句话隐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湖寮的吴、蓝、罗、黄等各姓虽为大姓,有钱有势,但其生产生活所需的水源主要来自双坑,如果居于双坑的何姓将水源断绝,则湖寮各姓就很难生存,因此湖寮的吴、蓝、罗等各姓,对双坑的何姓无可奈何;二是随着何姓势力的堀起,尤其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何如璋、何士果父子先后考中进士,成为当时官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

16和17世纪是华南地域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粤闽交界的韩江流域因山贼、海盗和倭寇空前活跃而引致地方动乱的严重情势,乡村聚落形态因而发生重大变化并出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这一变化最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经过长达一百余年的筑城建寨运动,韩江流域21个县都出现了大量的军事性城寨,而清初的迁海政策也对该地域的社会组织和聚落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复界之后粮户归宗的举措,则导致聚族而居的单姓大村的普遍出现。     

客家堂号、堂联：强烈的中原文化认同

客家堂号的来历可分为两类,一是“郡望”,以标明本姓本族的渊源所自,二是为纪念先祖的官衔、业绩、德行、嘉言等伟业与美德而自立的堂号。堂联,是贴或刻在宗祠或住宅大门左右两侧的对联．一般是四字联。堂联与堂号是相互关联的、互为表里的。     

客家妇女中国劳动妇女的典范

客家妇女是客家人中一个很重要并且十分有特色的群体。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客家人勤俭朴实、善良贤淑,自力自强、坚毅果敢、聪明进取等优秀品质与精神,塑造了客家人的形象和精神风貌。英国学者爱德尔在他所著的《客家人种志略》称：“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     

客家人：什么是客家人

客家先民的第二次迁徒．是由于唐朝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而发生的。迁徙到达江南一带的客家先民与继而从北方迁徙的难民流合在一起．最终来到了赣南和闽西,也就是客家传说中的葛藤坑所在地。“葛藤坑传说”被称之为客家民系的传世神话。这也标志着客家民系已临近了最后形成与诞生。石城石壁被称为客家人的祖地,也就是最终的“葛藤坑”的所在地。包括孙中山的先祖——孙誗,也是辗转迁到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