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底沟二期文化研究

庙底沟二期文化研究罗新,田建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１９２１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和不招寨发现的釜灶、鼎￣①;１９３１年北平师范大学及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等单位合作在山西万泉县（今万荣县）荆村发现一件陶（当时称陶鬲）￣②。原认为是仰韶文化的...     

匈奴单于号研究

匈奴政体的单于号,是匈奴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源于草原政治文化的古老传统。匈奴单于历来都有单于号,这个单于号绝不是单于本人担任单于之前的名字,而是在登上单于位之后获得的专有名号。《史记》、《汉书》中关于虚闾权渠单于之前的历任单于,所记录的都是单于号而不是名字。长期以来把头曼、冒顿等等当作名字,实是一种误会。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由于匈奴国家与中原王朝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造成单于名号制度发生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然是源于中原王朝强大的政治作用与文化影响。东汉南单于号中包含血统世系的信息,很可能是学习汉朝庙号制度的结果。同时,南匈奴单于号也从就职时获得,改为死后获得。南匈奴单于号的这种重大变化,是南匈奴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表征。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

2002年出土的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记载了北魏重要权势家族陇西李氏与荥阳郑氏之间的婚姻关系,涉及北魏后期一些重大史实;墓志的铭辞部分,更是北朝重要文人和史学家魏收所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文提供了墓志录文,并做了初步研究。     

柔然官制绩考

通过对柔然官制中俟利发、吐豆发和俟斤三种职官的语源、用例和名号属性的研究,揭示它们与突厥汗国职官体系中同名或相近职官之间的关系。突厥政治制度继承自柔然汗国,而柔然汗国的政治制度渊源於东胡的古老传统,因此对突厥政治名号的探究,不应当停留在突厥语的范围之内,也不能仅仅在伊朗文化范围内寻求解答。当然,突厥对柔然政治文化及制度的继承,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扬弃,有所改造。     

好太王碑与高句丽王号

好太王碑所记“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是迄今所知对广开土王王号最完整的记录,这一复合型称号,可分解为表示王陵所在地的“国冈上”、有谧号性质的“广开土境平安好”以及表示官称的“太王”三个部分,分别表达不同的意义,有着不同的来源,发挥不同的功能。至迟从广开土王时代开始,一个故去的高句丽王的正式王号应该包含有这三个部分。研究显示,包括《三国史记》、墨书墓志和金石刻铭在内的高句丽史料,对故王称号记录存在较为随意或随机的情况。从广开土王的“永乐太王”称号可知,长寿王之前的高句丽王生前都拥有源自内亚传统的王号,表明了高句丽官号制度的多元传统。从这个角度观察高句丽的王号制度,还有助於我们观察古代东亚多语言社会襄书写语言所发挥的政治功能．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

十六国北朝的绝大多数政权是由所谓“五胡”建立的 ,这些政权无一例外地在政治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 ,都极力模仿魏晋 ,而努力呈现出华夏风格与身份。在处理五德历运问题上 ,在如何把自己政权的属性与早已定型的历运学说相协调时 ,各个政权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 ,反映了胡族统治者复杂的历史情感和部族背景。经过刘渊绍汉、刘曜绍晋、慕容燕及苻秦绍石赵、姚秦绍苻秦等历史过程 ,十六国历史成功地在破碎的北方建立起法统传递的新秩序。这为北魏直接承前秦准备了条件 ,因而北魏最初是以十六国的继承者身份而出现在德运次序中的。孝文帝改革 ,超越十六国 ,直接把北魏的历史与西晋接续起来 ,总结和结束了十六国历史 ,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

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是轰动国内外学术界的大事。这批简牍大致分为木简、竹简、木牍三类,总数估计超过十万枚。为了能让学术界尽快了解并利用这批珍贵的出土文献,整理工作随即展开。1997年完成了其中木简的整理。这批木简共有2400枚左右,内容较为集中,基本全属吴孙权嘉禾(232～238年)年间佃田租税券书。有关情况已有报道,这里不另赘述。1998年5月,整理组开始对其中竹简进行整理,到目前为止,已完成近10000枚竹简的释文工作,取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

拓跋一词和鄂尔浑突厥碑铭中的tabγa一词,都是对同一个北族名号的音译,这个北族名号原来是由两个词联合构成的复合词。其性质及两个部分的功能,与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名称有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魏晋鲜卑诸部得名所自的那些部族领袖,都处于该部族由部落联盟向酋邦或原始国家跃进的历史转折时期。草原上鲜卑诸部久已积蓄的政治能量,转化为鲜卑部族政治体发育和演化的强大动力,从一个方面决定了东汉至北朝中国北方的历史面貌。     

陶寺文化再研究

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应直接称之为“陶寺文化”,不应再沿称“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陶寺文化与夏文化毫无关系;陶寺文化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发展成为以大柴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暂称为“大柴文化”)等是我们过去对陶寺文化的基本认识。今天,有关资料又有新的发现,促使我们再著此文,以深入研究。     

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

自1987年以来,位于山西省南部曲沃、翼城两县境内的天马—曲村遗址,大批西周至汉代墓葬接连被盗,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征得国家文物局的同意,由曲村考古队负责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第一阶段工作自1992年4月至6月,发掘清理了2座大型西周墓和1座小型汉墓。现将本阶段的发掘所获报告如下。一墓葬位置和墓区地层此次发掘的墓葬位于天马—曲村遗址的中部偏北处,距北赵村约500米(图一、二)。清理范围属遗址统一规划的Ⅰ12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