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

1921年6月30日,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北京各界给他送行的大会上谈到他对中国两种人,即学生和青年及教员和成人知识阶级两方面的印象时说:“青年方面呢,都渴望新思想,对于学理只是虚心的公开的去研究,毫无守旧的态度……就是年长的人,也很肯容纳新的思想,与青年有一样的态度。”杜威虽然说这是“新时代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并不只是西方的精神。”但他同时指出:“全世界无论哪一国里要找这一群青年     

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罗志田余英时先生说,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是他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①。胡适选择的志业就是要为中国再造文明,以为中国不亡的远出,而最终是要使中国达到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那么,他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想呢？毫无疑问,...     

十八世纪清代"多主制"与《宾礼》的关联与(氏)牾

针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用"朝贡体制"来解释"中国的世界秩序"之观念,何伟亚最近提出,清代的<宾礼>才反映了清廷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和方式,且体现了远更广阔的整合"天下"秩序的构想.但他又强调满清对其帝国的想象是一种"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本文以为,以蒙藏关系为基础的所谓"多主制"和"宾礼"适用的对象各不相同,其间固有关联,同时更有相当程度的(氏)牾,不宜并论.     

近代中国“道”的转化

近代"西学"在士人心目中的确立,使中国传统的"道"被时空化。从以前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亦即"道一而已",到逐步承认"道出于二",进而衍化为以西学为基础的"道通为一"。在此三阶段中,"道"从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大方向,缩小为中西学区分下的区域成分,并有"过时"之嫌,后再重新上升为"世界"通行的模式,然其内涵已面目全非。这一根本性的大转向,是近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非常值得梳理。     

经典淡出之後：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

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变化,即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使社会处於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思想”的出现,部分就是在填补这一空白。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也都面临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的需要;而读书人的行为,也发生相应的转变。不论是菁英还是边缘读书人,都徘徊於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往往一身而兼有士人和学人两种身份认同。     

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方式变革引起了争议,这一事件本身需要进行史实的重建.中学国文教育是双方的共同关注点,考试中的"对对子"的确为出题者陈寅恪所侧重,期借此防止国语不国和传统不传,并希望以大学入学考试的创新来促动中学国文教育的改变;但反击的"社会"舆论却强调国立大学入学考试的方式应与中学国文教育的现状保持一致,并不断诉诸"国家"的权威.正是"社会"对"国家"的监督以及对"国家机关"职责的强调,迫使后者做出了让步;而"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又并非以对立的姿态出现,反而是在代"国家"立言,要求后者维护"中国教育行政的统一".     

文学史上白话的地位和新文学中白话的走向——后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学者的内部论争

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一些人曾有力地呼应了胡适提倡最力的整理国故,但双方在具体观念上又颇有歧异,这些歧异多与“白话”相关。文学研究会的严既澄指责胡适有“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旧韵文”的倾向,双方就此展开了论争,其核心议题即“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当白话文出现走向欧化的趋势而致时人抱怨看不懂时,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多认为应该是读者转换思想以适应欧化的文风,也有人主张白话文同时向“欧化”和文言开放,而胡适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只须向大众方向努力。     

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

中央政府失控与南北分裂局面的复杂化、地方意识的增强、文武关系的诡论性演变,以及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有意识运用等问题较集中地体现了北伐战争这一民国政治大转折所处的时势语境,本文通过《申报》主笔杨荫杭在北伐前数年写的“时评”探索这些反映时人政治关注的问题,希望能藉此揭示当时的军政格局及时代要求。那时全国局势既然类似历史上的“五代”,也就出现了与五代相近的时代要求——向往统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可视为北洋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后来北伐的渐得人心部分即因其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     

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的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社会改造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这一问题。其所涉及的面相比既存研究所论述者更为宽广,当时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人相当普遍,其中不少人并不那么激进,甚至还有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中）

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对于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应有更深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外竞争的新局面使朝野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一个推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须展现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而制度的困境,则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更因政治伦理的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可以速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便遇到进一步难以逆转的困境,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