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的若干课题与问题

中国民族学的若干课题与问题纳日碧力戈长期以来,中国民族学一直沉洒于自我独白,与外界较少往来,信息闭塞,较少有机会登上国际人类学舞台。究其原因,不外有四：一、中国的社会科学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尚未进人国际信息交流的大环境,尚未建立起坚定的开放意识;二、...     

自己动手发掘、研究本民族文学

最近,在昆明的纳西族文史工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举行座谈会,就如何由本民族文史工作者发掘整理和研究本民族文学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纳西族是一个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纳西族文学,无论是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都很丰富。解放前汉族的个别学者及外国传教士曾进行过一些搜集和研究工作。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较早注意了研究本民族的文学。但是,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这一工作只限于狭小的范围。解放以来,纳西族文学得到了充分重视。许多汉族文艺工作者深入纳西族地区,在纳西族文艺工作者的配合下,发掘、整     

起房歌

在辽阔的大地上,在人类生息的地方,为了繁衍子孙,为了传宗接代,纳西人庄重地供奉神抵,纳西人虔诚地祭祀祖宗。善良的主人家,为供奉家神,要盖奈祀房。这房子p}可,要用珊瑚镶嵌,要用黄金装扮。在高高的拉东排山上,长着千年青松,树干高耸入云;满山百年棵松,棵棵枝繁叶茂,一片郁郁葱葱。往远乡捎去最好的音信,请来了拉洛的伐木汉子,砍倒了千年青松,伐够了百年棵松,三百五十件大料啊,齐齐整整全拉拢。请来了剑川木匠,大料做柱子,棵松做大梁,棵松做中柱,直用三十根,横用九十种。灵巧的剑川木匠,安好三脚木马,精确的测量,准确的下锯,锯好棵松大梁,…     

佛教美术中的维摩诘题材释读

维摩诘题材是中国佛教美术中最为重要且常见的题材之一。早在佛教东渐之初的两汉时期,以维摩诘为主角的《维摩诘经》已经被介绍来中国,伴随经典的翻译传播,维摩诘所代表的融通世、出世间,注重理、行不二的大乘佛教理念在中国寻得了大众,特别是具有儒家传统而兼出世情怀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认可,而经中表述的丰富多彩的情节与生动鲜明的形象更使得维摩诘成为远自魏晋以来,广及绘画、雕塑以及诗歌、戏剧、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的重要题材[1],这使得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甚至超出了其于宗教范畴内的意义。本文拟就维摩诘作为美术题材的发生、发展及其通例表现形式的宗教蕴意作通览性的考察与探究。     

欧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地规划政策与诠释

本文以欧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关系为切入点,概括性地阐述遗产诠释行动的意义,并由此论述欧洲共同体和UNESCO在遗产保护与管理层面的内在联系。遗产管理规划作为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主要手段之一,其应用受到遗产诠释的影响。反之亦然,虽然欧洲遗产诠释是一项自下而上的活动,但仍需要从UNESCO和欧盟两级加以考虑,以保证地方社区在这两个层面的参与。     

浅谈陇南民间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陇南民间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劳动中思想智慧的结晶。它继承了古老的民间艺术传统,古拙质朴,粗犷奔放,纯洁明快,大胆夸张,具有极旺盛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陇南民间艺术在内容、形式、风格上都有创新和突破,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发扬。     

吴三桂在云南琐记——《庭闻录》摭拾

清康熙刻本《庭闻录》,是云南古籍善本之一,传抄甚少,而史学家率多征引其中的史实,在于作者之父“当时亲历其役（吴三桂发动武装叛乱),备尝艰险,言之详而确然可信。”《云南备征志》虽曾辑人,内容有所节略,并非足本。1985年上海书店根据魏元旷、胡思敬校勘的《豫章丛书》本影印出版,列入《清代历史资料丛刊》。     

从格尔茨反思到艺术自觉:普世与特殊的中和

格尔茨逝世4年后,他的Life among the Anthros and Other Essays1于2010年出版。他在书中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评论人类学界内的公案和学科本身的发展,高度自觉,充满反思,富于启迪。萨林斯和奥贝塞克拉(Obeysekera)围绕夏威夷岛历史以及库克船长被杀事件展开争论,互相指责对方是族群中心主义。这本身很有意义:任何鼓吹同一性的学者都会受到本身文化特殊性的制约;同时,极端的特殊主义也不符合人类具有超常交流能力的事实。人类学不必急于对普世和特殊做价值判断,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意义,在人与人的临场交流中寻找答案。艺术生活是普世与特殊相统一的过程,由无数临场的艺术活动构成,具有自觉和他觉的互动特点,也具有反观和反思的辩证规律。艺术不仅仅是"走表"的娱乐,而且还是诗学创造与和睦共生的"大道",能够通过形物体验、精神升华和美韵交流,把普世与特殊中和起来,达到生存交互性和互属性。深入生活,体验生存,这是避免极端普世主义与极端特殊主义的不二选择。     

蒙古时期丝绸装饰中的中国、伊朗和中亚艺术传统的鉴别——从术赤·兀罗斯(Ulus Djuchi)出土的黄金部族的遗物来看

蒙古人迁移从中国、伊朗和中亚俘获的工匠的政策导致了当时的丝绸文化交流。近年来,伏尔加、顿河流域的北高加索术赤·兀罗斯地区13-14世纪中叶的游牧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纺织品,通过对发现于诺沃巴甫洛夫斯基(Novopavlovsky)、朱赫塔(Djuhta)、凡尔勃费·老格(VerbovyLog)的纺织品的内容、结构、技法的分析,可以判断出其各自的艺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