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说命》研究三题

清华简《说命》三篇是殷高宗武丁对臣子傅说的命书,记载了武丁得傅说的过程以及对他的训诫。传世文献中的几条《说命》佚文,大多在简本中可以找到对应之处。而《学记》、《文王世子》等篇所引数语为清华简所无,很可能是流传版本不同所致。通过将《说命》与《盘庚》进行细致对比,我们还可以发现该篇较多地保留了殷商时期的原貌。     

考古信息解读与遗址博物馆展示——以南越王宫博物馆为例

南越王宫博物馆是一座依托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建设而成的遗址博物馆。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分为现场遗址展示和室内文物展示两部分,其中遗址展示是主体,室内展示起到对遗址解释说明的辅助作用。陈列人员在室内陈列的过程中,从突出遗址特点、确立陈列主题和风格、将展品的劣势转化为优势、深化研究成果、创新陈展方式等方面,层级化、直观化、多角度、动态化地解读考古信息,为遗址博物馆的展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清华简《参不韦》中的夏代史事

<正>清华简《参不韦》,无论篇章结构还是思想内涵,均与《五纪》篇有密切关联,或可将二者视作互为因应的“姊妹篇”。与为数众多的战国思想著述相类,该篇亦是以“托言问对”的形式来陈述作者的治政理念与社会认知。清华简中的《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假名商汤与伊尹,《殷高宗问于三寿》托拟武丁与“三寿”,皆属此类。而《参不韦》所托名的主人公,乃是史有所载的第一个王朝夏代的实际奠基人夏启。该篇虽不以历史叙述为主题,但在说理的过程中,对鲧、禹、启等夏代早期人物的史事亦多有论及。     

禹州瓦店环壕聚落考古收获

2007~201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河南禹州瓦店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龙山时期的大型环壕,环壕围合的瓦店遗址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河南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聚落遗址。在考古研究中使用土壤学的土壤微形态分析方法,为深入研究瓦店壕沟的功能与性质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     

清华简《祷辞》与战国祷祀制度

<正>新整理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一篇祭祷类文献,原无标题,体例与清华简《祝辞》相似,分八节抄录了八种类型的告神求福之辞。《周礼·春官》载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1],其中的"祷"《说文》训为"告事求福也"[2]。楚简中多有对"祷""举祷""就祷"等活动的记载,与简文内容密切相关。借由这些因素,我们将该篇拟题为《祷辞》。一《祷辞》共23支简,保存完整,简正面标有     

王肃《圣证论》体例及论说考

王肃所作《圣证论》一书,因久已亡佚而未能得到充分重视.清人马国翰辑本虽有错讹与疏漏,但从中仍可观《圣证论》体例之一端.从《圣证论》中王肃难郑多引经据典并辅以因情推理来看,此书并非王肃“伪作”《孔子家语》的衍生品.     

高校“两课”教师的角色定位和角色规范

“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的根本任务是塑造大学生美好的灵魂,要实现这一目标“,两课”教师就必须充分认清自身在学生价值观培养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应发挥的作用“。两课”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是教师,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者,提高“两课”教师的素质才能真正实现“两课”教学的实效性。     

地区性考古发现临时展览的新尝试 以“寻迹羊城——广州年度考古新发现”系列展览为例

<正>在当前全社会对考古工作的关注和热情日益高涨的背景下,考古发现临时展览已经成为各地推介考古发现、共享考古成果的主要阵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利用自身的博物馆平台,2021年开始,每年春节前后举办上一年度考古新发现临时展览,并着力打造“寻迹羊城”系列展览品牌。     

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边父,从人物行迹与名字关系来看,或即庄公时期的重臣公子吕。《郑文公问太伯》中的太伯,行辈为文公叔伯、身份为小宗宗主,比照史料对郑国前期公族的记载,其人为公子吕之孙、公孙阏之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公孙阏、太伯以及同篇的堵之俞弥一脉,皆因公孙阏之字"子堵"而为郑国堵氏。《良臣》、《子产》中的周之遗老与子产师辅,也大都见于文献。"桑丘仲文"或为"乘丘仲文"之讹,乃是以鲁地乘丘为氏。"杜逝"即"杜泄",曾为鲁叔孙氏之宰。"子剌"虽未见于经传,但从近出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其为郑庄公之裔孙,同时也是郑国列氏的先祖。     

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

近年来,出土简帛书籍的大量发现为重新审视古书成书与流传的过程提供了许多新认识。通过将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与《尚书》、《逸周书》的流传进行对比,可以明显地体会到我们对古书成书复杂程度的估计严重不足,对其在流传过程中的未知因素了解还是太少。如果要对古书的成书年代进行准确把握,就必须首先了解古书"层累"作成的过程,并深入开展文本中每一处篇章字句来源与时代的考察。在考虑古书文本的流变时,还应适当考虑书写载体对文本演变起到的作用,而汉代人的古书整理工作对传世文本产生的影响也是考虑古书流传问题时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