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热点回顾与现状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民间文学与口头传统、民族志研究、都市民俗学、历史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过努力,民俗学逐渐从纯文学、溯源式的研究转向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由一门描述性的学科,转为一门阐释性的学科,"朝向当下"成为学科的共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推到了前台,学科的伦理意识和参与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表现为学科发展不平衡、重个案研究而轻理论建构、囿于旧范式的窠臼、重视当下而忽视历史等。此外,民俗学在实践领域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钟敬文与“人民口头创作”:因缘、调适与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为了适应“学苏联”的社会主潮,钟敬文积极将“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左翼革命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他自身实证主义的知识结构,以及中国本土的文明传统的事实深刻影响了他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出于新文艺建设的需要,他注重“人民口头创作”的应用价值。在实际的概念界定、理论建构和教学实践中,他又充分顾及了中国本土的特殊性和独立学科构建的需要,对“人民口头创作”做了调适,力图构建更具本土化、实证色彩与开放性的学科体系。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显示出钟敬文在政治与学术间保持平衡的努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冲突,体现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在“为学术”与“为文艺”两种学科目的之间的张力。     

表演理论视角下的郭德纲相声：个案研究与理论反思

本文借助民俗学表演理论,对郭德纲相声进行语境、观众、表演等层面的分析。郭德纲继承与改造了相声的传统表演模式,其表演具有释放都市观众压力、接续断裂传统的作用,同时也存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弊端。以此为基础,本文反思表演理论忽视历史维度的局限,对该理论在当代中国学界的价值予以评估。     

探寻现代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

<正>在当下急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神话传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了探求这一问题,神话学者杨利慧带领着她指导的四位研究生: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历经十年,打磨完成了《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①一书(以下简称《现代口承神话》)。这本书值得用"厚重"二字形容,"厚重"不仅指其篇幅的丰厚②,也指体现在研究中的深刻思想与独到见解。全书以探寻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为己任,对神话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例如神话的界定、讲述人的分类、神话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等等,进行了全新的思考。     

祛魅型传承:从神话主义看新媒体时代的神话讲述

神话主义为学者研究新媒体时代的神话传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传统的神话传承人相比,在神话主义的相关实践中,新式的神话传承人对经典神话的态度不再那么虔诚,甚至常常对神话展开解构性的改编与挪用。这种传承可以被命名为"祛魅型传承"。祛魅型传承对当代神话讲述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使当代神话呈现出一些新的倾向,即由一种独立的体裁变成特定群体日常交流的表达资源,并以传统为取向综合性地传承,只是这种传承、传播仍然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传统神话传播的影响尚属有限。面对神话主义,学者需要充分关注袪魅型传承人的主体意识与诉求,并吸收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此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青岛德式下水道:一则谣言背后的中西想象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异文化的谣言。青岛德式下水道谣言在近年来影响颇为广大。这一谣言的生产和下水道的文化象征、社会现实的促动和文艺化的传谣方式密切相关,在谣言的生产过程中,对西方的想象和自我的反思贯穿其中,成为谣言生成的重要动力。这种想象虚构了一个完美的德国形象,并将中国塑造成了好大喜功的"暴发户"形象。这种想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但对我们真正了解西方先进文明并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