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

汉代的尺度,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而逐步得到深化.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其分析表明,两汉时期日常用尺主要有铜尺、骨尺和木尺,其材质、装饰等既有时代性差异,又有一定的地域性差异,且多作为女性用品陪葬.其时一尺的实际长度,西汉和新莽时期一般为23厘米,东汉一般为23.4厘米,可以视作当时的标准量值.在考古学研究中,应当以此计算和理解汉代器具和建筑物等的尺寸,但又不宜完全拘泥于这个标准量值.因此,考古学研究中需要有科学的"尺度观",即既要运用当时的尺度及其观念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各种遗迹和遗物进行观察和分析,但在实践中又不宜绝对化.     

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

考古学与文化遗产是两个独立的事物,两者是一种互为依托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制约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是发展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思想基础.     

考古发现与秦汉时期的体育活动

体育活动,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不断创造、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代社会如此,古代社会也如此。古代体育活动,既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为现代体育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历史的基础。中国古代体育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

中国公元前16世纪以前的早期铜器已在50多个地点发现500多件,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其年代最早为公元前4500年。早期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公元前4500～前2500年尝试冶炼各种原始铜合金的发生期,公元前2500～前2000年以红铜为主的发展期和公元前2000～前1600年以青铜为主的成熟期。中国古代青铜器分别起源于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     

造访普宁寺

承德的“外八庙”,是清代修建的一个规模庞大的寺庙群,凝聚了汉、蒙、藏等多民族建筑风格和艺术的古建筑宝库。它们分布在承德避暑山庄外东面和北面,像众星棒月般围绕着避暑山庄,普宁寺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曲于寺内有一尊金漆木雕大佛,俗称大佛寺。     

汉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公元前２０２年～公元２２０年汉王朝的４００多年间,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交往的一个重要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两地考古发现的城址,竖穴土圹墓、竖穴木椁墓和瓮棺葬等墓葬,瓦当、铜镜、钱币以及盖弓帽等出土遗物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汉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既有政治上的联系,又有文化上和经济上的交流。公元前２世纪后半和公元前后,是交往的两个高潮时期。这种交往,是通过辽东半岛路线和渤海及黄海等海上通道实现的。汉文物的流入、技术的传播、文化的交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形成有着某种催化作用。     

临淄齐故城镜范与汉代铸镜技术

在古代铜镜铸造中,镜范的制作和使用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也是铸镜技术的核心所在。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汉代陶质镜范在材质、结构和制作工艺等方面,都较先秦陶范有了很大的改进,反映了汉代铸镜技术的进步。这些镜范在制作时于泥料中羼入了大量稻壳灰,焙烧火候也高,因此范体密度低、重量轻,内含大量孔隙,适合铸造,同时又结实耐用且不失柔韧性,从而便于工匠对其进行塑形、雕刻乃至修补和改制。镜范结构设计亦较科学、合理,不仅可铸造出好的产品,而且有利于保护镜范,以达到多次反复使用的目的。另外,镜范成形工艺的改进,特别是刻纹技术的普遍采用,既保证了镜范的质量,也使工匠的艺术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进步,造就了汉代临淄镜范优异的铸造性能,同时还使其可以多次反复使用,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当时的铜镜生产效率。     

日本木简的特点与长屋王家木简

日本木简的特点与长屋王家木简日本奈良国主文化财研究所寺崎保广近年来日本奈良平城京遗址发现的长屋王家木简,引起了日本古代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其内容包含有许多迄今未知的重要问题,是左右今后之研究方向的重要资料。对此,中国的学者曾作过简单的介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