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盟与国民党的“制宪国大”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未能遵守政协决议,不顾多方反对,试图早日召开“制宪国大”,完成突破政协决议的法理程序.为此,国民党对民盟采用分化与拉拢策略,导致民盟内部分裂.民盟经过艰难抉择,抵制了“制宪国大”.国民党单方召开“制宪国大”,使其在此后的国共纷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民盟与国民党完全疏离,与中共进一步接近,双方加快了合作的步伐,奠定了此后新政协召开的基础.     

论九一八后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为应对危机,在内部动力与外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主要内容是机构调整与人员裁并,目标是提高行政效能,树立政府威信。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具有延续性,以谋求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取向。在派系矛盾严重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时期的行政院机构调整与改革未能深入进行,但为抗战时期的机构改革建立了一定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进行社会行政机构的改革。社会部的成立是战时行政改革的创举。改革中存在诸多分歧与妥协,如厘清社会行政机构的事权冲突、关于省政府设置社会行政机构的分歧、社会部和行政院有关运行经费与机构设置分歧等。抗战结束时,社会行政机构在省县尚未完成普设。改革虽有行政现代化的趋势,但改革遭遇困境,未能奠定建国基础。究其原因,改革主要受抗战政治环境之明显制约,改革缺乏明确的负责中心,也与蒋介石个人对改革的认知有关。战后的国民政府面对更为局促的政治环境,推进社会行政机构改革,以加强社会建设,收拢人心,前景更为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