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史学的两个问题——与庞卓恒同志商榷

庞卓恒同志《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一文(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从西方史学在近现代的变迁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对比中,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强大生命力,读来颇令人鼓舞。但是,也许是作者所用材料比较偏狭,或者是理解上的原因,庞文对近、现代西方史学的某些概念的把握似乎不够明确,容易引起误解。因此,我不揣谫陋,写上一点供诸位方家参考并与庞卓恒同志商榷。     

第四届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年会侧记

对于大多数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会员来说,一年一度的年会不仅是交流心得、切磋学术的盛会,而且是相会旧朋故交、以文会友的好机会。更重要的是,熟识的家乡语问候和交谈,这么多中国人一下子聚集在一起使得人们忘记自己身处异国他乡,仿佛回到了太平洋彼岸的故国家乡。这种心情在年会结束好久仍会在心中逗留、徘徊不去。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自1987年成立以来,已在纽约、洛杉矶等地三次召开年会,会员人数也不断扩大。1990年的年会选择在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巴尔的摩召开。虽然会议只开两天(8月10下午至12日     

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编撰和教学之中,其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新的时代必然要求不断发展的话语体系,这就需要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从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概念进一步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内在动力,显然是其中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通过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构建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自然体现,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     

科学史学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兴起及其共同——兼论中日史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和史家的研究,虽然说不上汗牛充栋,但也数量颇为可观。史学在近代学术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使得史学史、史学思想的研究在近年颇为发达的学衍史研究     

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

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就建国以来所开展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而言,如果我们无视张芝联先生(1918—2008)的贡献,那么这段史学史的历史不但会显得苍白,甚至还会出现空白。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史学界欧洲史、法国史和史学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张先生从不主张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的史学潮流。相反,在他的论著以及与外国学者的交往中,他一直坚持保持自己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这一立场,意味着中国学者在接触、引进西方学术的时候,必须基于中国学术的传承,符合中国学界的实际需要。张先生1986年在美国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迁。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外国的经验有许多启发、示范作用。但他同时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照搬一个既有的模式或者按照一个现成的菜谱做菜”。①他在这里描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形,但也可视为是一种夫子自道。张先生在1991年为高毅《法兰西风格》一书写的序言中也称赞说,“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某种流派”。②概括张先生的观点就是,史家必须与时俱进,不应囫囵吞枣、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照抄,因为学术思潮的形成,通常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文化背景则个...     

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

本文是作者参加１９９５年夏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召开的“历史文化比较研究”国际讨论会的论文。译者在会上征得作者同意,将它译成中文发表,希望能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西方的历史思想和史学传统。作者是欧洲史的专家,著作丰富,现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他也对西方以外的史学传统充满兴趣,包括中国史学史。在文中,他试图将西方的历史思想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以便揭示其特点（这本是文章原来的标题）。作者发言之后,又经过了不断修改。这儿译出的是根据作者最近寄给我的第三稿,完成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本文将收入荣·茹森（Ｊ¨ｏｒｎＲüｓｅｎ）所主编的《西方历史思想———一个跨文化的争论》（Ｏｋｚｉｄｅｎｔａｌｅ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ｄｅｎｋｅｎ－ｅ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ｅＤｅｂａｔｅ）一书在德国出版。该书还会有英文版。我在翻译中,将注解与参考书目一起作了省略,望读者谅解     

冷战期间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

文章对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西方边疆理论进行了探讨,认为冷战期间的边疆理论所反映的是这一历史阶段国家对自身利益界限的理解和认识,其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提高和世界形势变化的结果。     

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交融：情感有否性别差异的历史分析

性别史和情感史大约同时在20世纪末兴起,成为当今世界史坛引人瞩目的新流派。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角度着眼,性别史和情感史的勃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情感表达的性别差异着手,史家揭示了性别构成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情感和性别于是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性别构成的历史演变揭示,男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种普遍和深入的权力关系,在近代社会表现尤为明显。性别史和情感史的联手,揭橥了欧洲二元论哲学思维的不足,有助于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分期,检讨以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近代史学遗产。总之,性别史、情感史及与之相关的身体史、家庭史、儿童史等学派的兴盛,挑战了近代史学的“宏大叙事”,从“由内而外”的角度探究人的自身,涉及历史研究中更为根本和关键的问题,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身体的交流和互动及家庭、子女和社会的关系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     

近代德国的历史思想和实践

19世纪在西方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的西方史学又是以德国史学为代表的。可惜的是,建国以来对近代德国史学的研究却不如法国和美国史学那样受到重视。此中原因,多种多样。除了在“文革”前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历史研究整体受到冲击以外,德国史学相对落后的原因还有,老一辈史学家中,留德的人数远较留美等国的少。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中,由于在大学和研究生一级的教育中鲜有德语教学,学生难以掌握德语而从事德国史的研     

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历史哲学

今天,我们的历史学界正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青年史学工作者们不满足于传统的历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希翼吸收当代自然科学成果和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改革创新,突破已有的研究模式,全面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就目前而言,大多数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力是放在史学方法的革新上。但笔者认为,方法的革新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而从广义上说,理论归根结蒂也是一种方法。因此,加强建国以来受到漠视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应该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关心和注意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