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墨学复兴与晚清儒学

墨学曾为先秦显学,西汉以降湮没无闻,但在19世纪重新显露并渐趋复兴.详究此中原因,除西学东渐、社会变动等外缘因素之外,墨学在近代的重振还受到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制约.乾嘉考据学的高度发展及儒学正统地位在近代的衰落,不但为近代墨学复兴提供了起点与机遇,而且影响着近代墨学的治学途径和风格.     

位卑未敢忘忧国——《蒙古游牧记》著述年代考

《蒙古游牧记》是清代学者张穆研究边疆史地的重要著述,也是清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填补了蒙古地志的空白。这部在近代很有影响的著作,其确切撰述年代却经久未定。根据对张穆遗留于世的书信、文集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学者的相关文献之考订,可以确定《蒙古游牧记》的始撰之年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蒙古游牧记》之撰述年代的确定对研究张穆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晚清汉学家与近代社会变迁

晚清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充,使汉学家成为影响近代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其中的重要学者,他们或任职朝廷,或为大吏幕宾,或掌教各地书院,无论在朝在野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对近代社会风气的转移、新事物的传衍起到程度不同的作用。实际上,汉学家在近代各个领域都有出色表现,不仅没有固执华夷之辨,且领时代潮流之先风,在历次大的社会变革中均有涉足。详究其中原因,首先,这与汉学的治学内容及其治学精神和西学有相通之处不无关系;其次,晚清汉学家重新标举顾炎武的明道救世,提倡经世致用,有利于其投身于社会变迁实践。     

魏源据陈澧书修改《海国图志》说质疑

魏源及<海国图志>在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然而关于魏源修改<海国图志>的一些细节问题,在后人的撰述中存有误解之处.由于这些后人撰述现已成为研究魏源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们的正确无误因而就显得非常重要.笔者在研读这些撰述时发现,有些重要撰述包括<清史列传>都持一共同观点,即魏源曾依据广东近代著名学者陈澧的<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屡次修改<海国图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这一观点的证据不足;其次,将陈文与50卷本、60卷本、100卷本<海国图志·筹海篇>相比较,可以证实魏源基本未采纳陈澧的建议.     

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内部重要的学术思潮,对其时学术格局的转化亦发生重要作用.这一思潮由微趋盛,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与汉学新兴区域在晚清的迅速扩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汉学在晚清的发展不再以苏、皖、京师为限,浙江、广东等省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些汉学新兴发展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学人游幕与晚清汉学

学者在幕府中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并形成一种风气,是清代幕府独有现象。各种机缘辐辏之下,汉学在晚清不但没有迅速走向衰落,而且有了新发展,其中学人游幕起了重要作用。道光以降,学人游幕对汉学地域的扩展、汉学人才的增加、汉学研究领域的扩充、大型学术文献的整理编纂、重要学术著作的产生都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汉学在晚清的继续发展,有助于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     

略论道光朝京师学者的学术交游 ——以魏源和曾国藩为例

道光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社会和学术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此时学者的学术交游不无影响。经世致用成为联结不同学术倾向学者的一个重要纽带,对时政的关注淡化了学者心中的派别意识,学者的学术交游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然而,这种变化不是对所有学者都适用。魏源和曾国藩有机会却终生没有交集,表现出道光朝京师学者交游的另一历史面貌。经世致用和汉宋调和的时代潮流并没有促成魏源和曾国藩相识相交,迥异之性情和政治立场又构成阻碍二人结交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