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殿与清宫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起源于青藏高原,是我国佛教系统中重要的一系。当汉地佛教自唐以后逐渐衰落时,藏传佛教却进入了后弘期呈发展趋势。藏传佛教自十三世纪初开始传入内地,为元朝皇室所崇信。元亡之后,它的影响并未消失,明清两朝仍然奉行扶植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当我们回顾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历史时,不难发现它是靠上层统治者的支持,主要流行在宫廷范围内,而在民间的影响却很有限,远未普及,清代统治者把崇奉藏传佛教作为治理藏蒙的重要策略,历     

清代皇家雅曼达噶神坛丛考

“雅曼达噶”即大威德金刚,是藏传佛教重要的护法神。本文考证了乾隆时期所建的七处皇家“雅曼达噶坛”,分析了神坛的建筑特点与文物陈设状况,理清了这种重要的佛堂模式的特点。同时探讨了清富神坛与西藏寺庙的渊源及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中神灵众多。有一个庞大的神系。乾隆皇帝建七处雅曼达噶坛。说明了清宫廷对保护神大威德的特别崇拜,这种做法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直接影响。由此种神坛之模式可见藏传佛教曾对清代宫廷的文化环境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兼论满族宗教信仰的演变

寺庙建筑的盛衰,最能说明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态度。正所谓“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清王朝出于政治需要崇奉藏传佛教,修建了众多喇嘛寺院,琳宫梵刹遍布京城、承德、内外蒙古。这些寺院由理藩院直接管理,则例中记载有以下寺院:弘仁寺、嵩祝寺、福佑寺、妙应寺、梵香寺、大隆善护国寺、嘛哈噶喇寺、长泰寺、慈度寺、大清古刹(即察     

湖北荆州熊家冢墓地2008年发掘简报

熊家冢墓地位于湖北省荆州市川店镇张场村三组和宗北村一组的西山岗上,南北长550、东西宽200米,由主冢、祔冢、殉葬墓、祭祀坑、车马坑等组成。2008年3～12月,荆州博物馆发掘了6座马坑、3座小车马坑和1座大车马坑的大部分。大车马坑车辆的类型多样,分两排放置,排列有序。根据出土铜器并结合整个墓地的年代判断,车马坑的年代约为战国中期。熊家冢墓地车马坑的规模之大,目前在我国尚属首例,它的发掘对于研究战国车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一）

《故宫藏传佛教物特展》展出期间,数以万计的人前去参观,但绝大多数人对丽传佛教不甚了解,对历史背景更是不清楚。在此,我们特邀请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王家鹏先生对故宫丽传佛教藏品作一介绍,我们将连续刊载,以飨读。     

故宫中的西藏佛教艺术瑰宝（二）——六世班禅大师在北京的纪念

清王朝积极巩固西藏边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西藏事务的直接管理．设立驻藏大臣．健全了管理制度．有效的实行了扶持和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发挥了爱国宗教领袖的作用．协调了民族关系,巩固了边防．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化联系更为紧密。清代历史上共有两位达赖、一位班禅进京朝见皇帝,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     

清宫藏有关“金瓶掣签”文物析

公元1793年,清中央政府在西藏颁布实施了意义深远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这是清军入藏平定廓尔喀后,乾隆皇帝治理整顿西藏政治的重大举措。二十九条章程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加以法典化,标志着清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完善与主权地位的完备。“金瓶掣签”是章程的第一条:     

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往来史实——乾隆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内因研究

拉穆吹忠是西藏护法神白梵天的代言神巫,是乾隆设定金瓶掣签制度时的关键人物,作者新近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中又发现了多件与拉穆吹忠有关的档案文物,为研究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之关系,研究金瓶掣签制度的内在成因提供了新材料。拉穆吹忠因在寻访确认八世达赖呼毕勒罕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受到乾隆皇帝和章嘉国师的重视,乾隆皇帝对拉穆吹忠予以很高的礼遇,成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及与清朝关系史中的特殊角色。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金瓶掣签之策的产生与乾隆皇帝对拉穆吹忠的了解有直接关系。     

故宫雨花阁探源

雨花阁位于故宫外西路春华门内,是故宫西部建筑群中最高的一座。阁前有东西二配楼,阁后西部是梵宗楼。阁北一院内有宝华殿,宝华殿后紧联香云亭、中正殿(此二建筑毁于1923年大火)。这是一组以中正殿为主的佛堂建筑,是清代宫中藏传佛教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雨花阁在这一区域的最南部,平面为长方形,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外加抱厦一间)。立面为阶梯形三层,内里四层,     

湖北荆州郢城遗址秦汉木构遗存发掘简报

2019年荆州博物馆在对郢城遗址东城门及护城河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座木构桥梁遗存;2020年7月在郢城遗址内南、北水系中部发现两座木构桥梁及部分圆木护岸桩遗存;2021年4月在南、北水系与南城垣交汇处发现一处大型木构遗存,其与“南、北水系”中部两座秦汉木桥处于同一河道中,同属郢城始建及使用时期木结构遗存,判断为木构涵洞设施。保存如此完好的秦、汉时期木构桥梁及涵道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见,对于中国桥梁史与城市水利设施系统发展进程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并为郢城遗址下一步保护利用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