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变动与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

西周晚期至东周之初是早期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受西周晚期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该时期的历史表述产生了诸多重要变化。其一为表述主题发生转变,由原来侧重表述天命、族群及周王朝的发展,转而侧重贵族家族或诸侯功业等主题,开东周诸侯国史述作之风。其二为历史表述的内容与主旨渐趋丰富多元。西周衰亡刺激时人反思历史,审视时政,开始就历史动因提出不同的解释模式,实即私人述史的一个开端。其三为述作群体扩大,人数较多的中下级贵族及普通士阶层开始成为历史表述的主体。部分贵族士大夫摆脱旧观念的约束,就历史与政治发表看法或讴歌主君,"君子作歌"之风由此而起,实为春秋家史兴盛局面的滥觞。     

郭店楚简《忠信之道》补释

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简2"化物而不■"末一字读为"废",简3"■而者尚"读为"大故而主常",简4"大忠不兑"、"不兑而足养者,地也"的"兑"读为"脱"。简文讨论的忠信观念要求治民者对待民众像土地化物一样无偏私且无废弃,像四时轮回一样守信必至且没有终止,教养民众不能半途而废,践行忠信之道应该不变不渝,不因任何变故而中断。这种观念可以与《左传》、《礼记》、《荀子》、《管子》等传世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竹书将忠信视为仁义的基础,对儒家政治伦理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整合,这一点在先秦儒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西周异族邦伯考

异族邦伯作为一类政治团体早在商代已经存在。西周时期的异族邦伯品类复杂,部分与周关系密切,臣服较早,在伐商过程中立下功劳,故或进入王畿担任官职,或被置于边关要地,承担镇守之职。这类邦伯作为一个团体,参与周王朝的祭祀大典等政治活动,王朝则通过聘礼或劳慰等方式加强与邦伯的臣属关系。部分邦伯处于边域,叛服不定,遭受王朝的武力打击,成为周王的"王臣附庸",供周王驱策或赏赐诸侯大臣。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对封域内的异族邦伯亦有因治之责,至迟到西周晚期,这种因治已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     

西周王巡与王权运作

西周王巡活动反映了早期王权运作的特点。周王常行至畿内大贵族的宫庙,对隶属于大族的小宗宗子或师氏等中下级贵族加以册命赏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势力,形成王与大小贵族权力相维的体制。周王频繁巡行于西周多座都邑之间并处理政务,弥补了早期交通条件及管理手段的不足,同时亦是对都邑内贵族势力的制衡。周王亦常巡至畿外,裁决涉及地方族邦的诉讼,召集邦君、诸侯举行宴饮、大射等活动,借此拓展王权的影响及考察诸侯是否忠顺等。春秋以后随着统治制度的完善,君主频繁巡行失去了必要性,巡游逐渐被视为君权任性的表现,开始受到某些道德原则或制度的约束,儒家所提倡的巡守之制正是针对早期王巡活动所做的制度规范。     

简本《金縢》学术价值新论

本文通过比较简本与传世本《金縢》的叙事结构与用辞,认为简本关于“周公居东”、“风雷示变”等史事的叙述与汉代马融、郑玄等学者的经说比较一致,推断与之类似的《金縢》版本在战国以后仍有传授,马、郑所持的经说即是针对此类版本所作的注解.简本围绕成王“未逆公——亲逆公——出逆公”的线索,比传世本文从字顺,也更多地掺入了整理者的观念,其叙述历史具有战国子书的特点.从其用辞及情景设置来看,简本带有比较鲜明的战国时期色彩.     

城市防灾避难空间安全性的评价——以北京市紧急避难场所为例

本文以城市防灾空间的关键要素-紧急避难场所为切入点,通过NDVI指数法从遥感图像中解译出适合作为紧急避难场所的绿地。同时,结合人口统计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对北京市城六区紧急避难场所的服务距离、覆盖率、人均避难面积等关键参数进行了测算。此外,研究在望京地区,通过实地调查以及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研究了影响居民避难行为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避难者的性别,年龄,避难的宣传教育,及避难标识系统等对避难者的成功避难起到了关键作用。据此,研究提出提升紧急避难场所服务水平的规划建议。     

西周“亩臣”考

季姬方尊铭文中的“亩臣”是指在贵族采邑从事农业生产的臣服群体,铭文反映了西周贵族使用“臣”从事农耕生产的情况。“亩臣”主要来源于周人在扩张过程中俘虏或接受的外族臣服者。将臣服族群转变为从事农耕或其他力役的劳动者是上古时期常见的一种处置方案。西周早期,周王拥有的“臣”为数不少,是以在分封或赏赐贵族时常有“臣”之赐与,其中大多应即农耕之臣。相较于同为基层农业生产者的“庸”,从事农耕的“臣”多从故土迁离,对贵族领主的人身依附性更大。被称为“亩臣”的农耕群体聚族而居,有以“师”为称的基层首领,通常以五进制编制而成,便于加强管理、安排生产及征发劳役。“亩臣”作为生产组织在贵族田地里集体劳作,其产出的相当一部分归贵族宗族所有。     

商代异族邦伯考

商代甲骨刻辞中出现多位"伯"称,相对商人而言均属异族。武力征服并不时加以诫敕诰教,是商人控制异族邦伯的主要手段。商人的征服多出于军事或经济目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内部结构,导致不少邦伯服叛不定。但整体来看,迟至商晚期,"邦伯"已成为王朝"外服"中一类重要的政治团体。部分邦伯转为王朝的"亚""师""射""臣"等类职官。商王为邦伯占卜或侑祝,尝试建立精神层面的联系,但受习俗限制,融合并不理想。相对而言,周人以周礼对异族邦伯加以规训则更为成功。商人以直辖邑控制邦伯地区的资源与人口,施加商文化影响,这种直辖邑时设时废,并不固定。周人则通过封国对封域内邦伯加以因治,统治形态更为成熟。     

王家、周邦与王国:理解西周文明形成的一个线索

周人由氏族发展成为周邦,历经近千年的拓展,于公元前11世纪初由偏居西方一隅的小邦一跃成为统治东方广大区域的周王国,进而形成以礼乐文化为特征的两周文明体,其发展历程正是中国早期文明发生与发展的一个缩影。周人以“王家”与“周邦”为核心建立起周王国,二者却并未就此消隐,而是在此后数百年中持续参与了周文明的塑造。追溯西周文明发展的轨迹,早期文献与铜器铭文中经常出现的“王家”“周邦”与“王国”等概念不失为理解西周文明发展过程与特点的一条线索。     

“因以其伯”——西周时期族群治理的一种方式

封建隶属政策是西周族群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周王授予诸侯管治封域内土著邦族的权力,即《诗经·大雅·韩奕》所称的"因以其伯"。其管治并非羁縻,而是包括组织城防、分派劳役、划定田亩、征收赋税、贡献土产等具体内容。臣服族群并非奴隶,一般作为附属于诸侯的"附庸"而存在,多依旧保有宗族组织。周人采用周礼作为管控异族的重要手段,考古发现不少西周时期的异族群均采用了周礼。西周封建隶属的族群治理政策奠定了族群融合的基调,相比殷商对异族群体的控制更为开放而深入,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两周八百余年的统治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