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狩野直喜、泷精一调查英藏斯坦因搜集品之经过考补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与泷精一于1913年同赴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本文作者曾依据狩野直喜、泷精一等人的调查报告,在《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一书中列专节对此事件加以介绍.本文利用欧洲藏斯坦因考古档案中与此事件有关的新资料,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与详情细节进行补充性考证,可为国际敦煌学史增添新的内容.     

奥莱尔·斯坦因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

1.绪言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先后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过四次科学考察(即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第一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在1900-1901年进行,其主要报告书为(i)《在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Pre1iminary Report of a Journey of Archaeo1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1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London,1901)一卷;(ii)《沙漠埋藏的和阗废墟》(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London,1903)一卷;(iii)《古代和     

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文献调查报告

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是国际敦煌学奠基人斯坦因的私人档案收藏机构之一。该馆收藏的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共计9大部分。包括458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458号）,是近代亚洲考古学史和国际敦煌学史的资料宝库。本文作者于1995年对该馆所藏斯坦因档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与编目工作,此后10年间一直致力于对这批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拟公布他对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的调查简报,并介绍这批资料的主要内容。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简析

作者1995年在英国发现了清政府外务部为斯坦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颁发的游历护照。本文对该护照的由来、内容及后果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分析。作者认为,该护照将斯坦因的官衔拔高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等并要求西北各地方官员“照约妥为保护,毋得留难阻滞,致干查究”,结果误导了他们,致使斯坦因在考察期间未受任何阻拦和限制。同时作者也认为,该护照虽然认可斯坦因来华“考查古迹”,但并未准许他发掘、购买文物以及将文物运出中国。     

寻找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上)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年下半年,由《时尚》杂志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组成的丝绸之路联合考察队,取道甘肃、内蒙和新疆,行程三千多公里,寻访一条被遗忘的古丝绸之路。此行的目的是,寻找西部昨天的荣耀与辉煌以及中国最早的国际化进程,并关注今天西部人的生存状态。     

胡适与翟理斯关于《敦煌录》的讨论

1914年7月,英国汉学家莱昂纳尔.翟理斯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看到翟文在短句、释文、英译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于1914年8月给《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投寄了《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指出了翟文在4个方面存在的12个小问题。《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主编休斯收到胡适的文章后,征求了翟理斯的意见,在1915年1月出版的该杂志上同时发表了胡适的文章和翟理斯的《〈敦煌录〉重译》一文。学术界盛传胡适与翟理斯的这次讨论,但对其详细经过不甚了解,本文试图交代其来龙去脉。胡适的《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是他发表在重要国际刊物上的第一篇纯学术文章,但一直被胡适研究者所忽略。为便于今后将该文收入胡适全集中,本文最后附有该文的中译本全文。     

关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壁画问题”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壁画现状是:东、西、南三壁皆无画,北壁画有两棵树,两树内侧枝上分别挂着水壶、布囊,两树外侧下方分别站立着比丘尼和近事女。但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西方学者斯坦因,在其1907年5月28日日记中,第一次记录的藏经洞壁画情况如下:"除了北侧的墙壁外,其他墙面都是空白无画的灰泥。北壁的上半部分残存有彩绘窗花格,显然是绿色、红色相间的。没有任何人像或彩绘背后圆光的痕迹。"斯坦因在其正式考察报告书《塞林底亚》中,第二次记录的情况基本相同。斯坦因对藏经洞壁画的考古学观察记录迥异于藏经洞现状,因而产生了"藏经洞壁画问题"。根据伯希和1908年在藏经洞内拍摄的工作照,斯坦因所说"窗花格"应即双树的树枝和树叶,但仍无人物画等存在的证据。张大千于1941年10月第一次记录了近事女像的存在,此后藏经洞壁画逐渐呈现出现状。本文对1907-1941年间有关藏经洞壁画的各种相关记载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推测现存近事女像和比丘尼像等或为张大千的仿古新绘。     

斯坦因与吉尔吉特写本--纪念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七十周年

1931年吉尔吉特写本的发现是继敦煌写本发现后亚洲佛教考古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自从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以来,国际学术界虽然对其内容的研究日臻完善,但对其发现、出土的过程仍缺乏足够的了解。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是第一个关注吉尔吉特写本的学。他在进行第四次中亚考察期间。在吉尔吉特写本出土后不久。于1931年6月16日至6月22日间逗留吉尔吉特,其间对这次发现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记录,并首次将这一发现通过报刊公之于欧洲学术界。本从亚洲考古学史的角度出发。对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等机构藏斯坦因考古日记、书信件等原始档案资料检查一遍。将其中与吉尔吉特写本的出土发现有关的资料加以整理,按照时间顺序公布于此,旨在为吉尔吉特写本研究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主要涉及到吉尔吉特写本的出土地点、出土时间以及吉尔吉特写本在发现之初的转手经过。     

阿富汉商人巴德鲁丁·汗与新疆文物的外流

一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西部文物外流现象之严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现在典藏在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瑞典,日本、芬兰、丹麦、印度、美国等国家的中国甘肃、新疆、西藏文物,包括著名的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都是在这段时期内被发现、购买、劫走的。而对上述过程的系统调查研究,是今天敦煌吐鲁番学面临的首要课题之一。在与发现、购买、劫走中国西部文物有关的人物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斯坦因(M.A.Stein)、伯希和(P.Pelliot)、勒考克(A.von Le Coq)、斯文赫定(Sven Hedin)、奥登堡(S.Oldenburg)等人。对于他们的研究,无论在中国或是在     

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

近代法学家、画家金绍城于1909年10月4日参加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于1909年10月5日在北京参观了伯希和随身带的敦煌文献,是中国敦煌学起源的见证人之一。金绍城于1910年8月20日至1911年5月21日进行环球旅行期间,于1910年12月在巴黎两次面见法国汉学家沙畹,了解到沙畹正在考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从中国新疆、敦煌获得的简牍,并设法从沙畹处获取简牍的照片。为给金绍城提供简牍照片事,沙畹和斯坦因于1910年12月至1911年1月间多次往来通信。沙畹于1913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是罗振玉、王国维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的《流沙坠简》一书的资料来源,而这两部名著分别标志着简牍学在欧洲、中国的起源。根据罗振玉为《流沙坠简》写的序言中说,某"乡人(浙江同乡)有自欧洲归者"第一次告诉他有关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消息,该乡人"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本文作者曾推测该"乡人"可能指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现根据新资料放弃前说,倾向于认为该"乡人"更有可能指金绍城。本文证明,金绍城是最早赴欧洲调查中国西陲出土简牍的中国人之一,也是促成中国简牍学起源的中国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