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与文物考古工作

三十年前,当郑振铎先生不幸遇难的时候,郭沫若院长写过这样的悼念诗句:“同行英杰成雄鬼,一代才华化电花”;“好将群力追前驷,读破遗书富五车;。郑振铎先生的确是学富五车的一代才华,令人敬佩的民族英杰。在我国文化界,象郑先生这样学识渊博,对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学者,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郑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学贯中西、卓有成就的文学史专家。他又擅长版本、目录之学,对中国美术史,特别是美术考古和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物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开拓性的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郑先生还在民族危亡和迎接解放的时刻,以强烈的爱国热忱、忘我的     

晋侯苏钟笔谈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6年5月正式启动,迄今已有半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这一项目是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期在夏商周年代学方面作出新的开拓。项目已经设立了三十几个专题,其间一个很重要的专题是晋侯稣(苏)编钟的研究。晋侯苏编钟是近年发现的最有价值的青铜器之一,出自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8号墓。1992年,该墓遭受盗掘,编钟的前14件流散到香港。同年12月,由上海博物馆抢救收藏。编钟的最后2件留于墓内,经清理出土,1994年在发掘简报中发表。最近,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撰有专文,公布了前14件有关材料,并有详细的论述。这组编钟刻有长篇铭文,十分珍异,所以在邹衡先生最早提及之后,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钟铭标有周王纪年和一系列历日,在已著录的青铜器铭文中得未曾有,为探讨西周年代学的若干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不过,编钟及其铭文需要讨论的地方很多,学者见仁见智,看法容有不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为了配合编钟的专题研究,邀请部分专家笔谈,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个想法获得《文物》编辑部的支持,又承上海博物馆提供编钟首件彩版(见《文物》本期封底),都是我们非常感谢的。     

夏鼐与新中国考古学——纪念夏鼐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

正目次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二主导考古学人才的培育三为考古研究引航掌舵四致力学科体系和严谨学风的建设五弘扬夏鼐精神,推进中国考古学发展2020年2月是夏鼐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同年6月又是他逝世三十五周年。夏鼐于1985年6月19日去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致送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喜看楚墓研究的新进展--兼评《长沙楚墓》

本文评述现已发掘的东周列国墓葬中占大多数的楚墓的研究发展情况,特别是最近十多年出版的河南信阳长台关、淅川下寺,湖北当阳赵家湖、江陵望山、雨台山、九店,以及湖南长沙近郊等7部楚墓发掘报告的学术价值。其中尤其对2000年出版的《长沙楚墓》一书,作了详细的评论。     

夏鼐先生对丝路货币研究的贡献

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主要指导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正>本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集》之一。从考古学方面对西周铜器的典型资料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期断代。本书自1999年出版以来,得到诸多研究者的认同与引用。本次修订、重印,作者又选取了最近十多年各地考古发掘的西周有铭铜器中的典型器,对本书的分期断代进行检视和补充。本书可作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参照系,是西周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必读之书。     

关于“湖熟文化”命名问题

1960年夏鼐先生在《长江流域考古问题》一文和1981年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市历史学会的一次报告中,都提到了汉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问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关系,阐述了民族发展融合的过程.从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提出问题,给我们很多启示.实际上,商周时期,提出一个文化命名,什么情况用商周?什么时候用小地名?是十分慎重的事.前阶段的在《考古学集刊》第六期上看到安徽大城墩的报告,大城墩离南京很     

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王世民等的《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是工程课题之一。该文选出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300余件,进行排比,提出分期断代表,为西周历谱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王作姜氏簋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王作姜氏铜簋,通高24.3、口径20厘米。重5.2公斤。簋器体弇口,有盖。盖沿方折,带圈形捉手。器身两兽首形耳,兽首伏贴,下有方形垂珥。圈足下附三兽首小足,足尖呈爪形。盖缘和器口下均饰带目窃曲纹,盖顶和器腹饰瓦棱纹,圈足饰斜角窃曲纹(彩版柒:2;图一)。器底和盖内有相同的铭文2行6字“王乍(作)姜氏(阝尊)(尊)(?)。”(图二) 这件工作姜氏簋,为西周王室之器。它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均与1974年初陕西周至     

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铜方鼎笔谈

保利艺术博物馆近期入藏的两件铜方鼎,即商代末期的方鼎和西周初期的荣仲方鼎,对历史文化研究有很大价值。其资料在我刊发表后,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现特约请有关专家对这两件铜鼎撰写笔谈(以姓氏笔画为序),以促进学术研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