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重启留学的前前后后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按钮。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开放。这是转变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从“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国”;从个人崇拜、集体主义,到解放思想、追求真理;新思潮、新文化、新技术,也顺着开放的大门逐一涌入。     

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

1962年2月16日-3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是许多老科学家终身难忘的盛会。这个由聂荣臻副总理主持，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卫生部、全国科协、中宣部科学处、中央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科技管理机构等部门的100多位主管科学技术的负责人，和全国各学科领域300余位重要的科学家参加的会议有很高历史地位。     

麻雀之殇

那是一场麻雀的噩梦。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消灭麻雀运动,它因何而起？又是怎么跌宕起伏？究竟牵扯了多少人物的命运？——这小麻雀背后隐藏着大历史,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诸多发人深省的历史细节……’     

从孤儿到建设厅长

正2019年9月,笔者在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大院老干部活动中心对李亚平先生做了一个访谈,以他的视角全面记录其父亲李务本的戎马一生,以及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李先生说起话来非     

1960疯狂的超声波运动

一提起大跃进运动,人们可能就会想起农业领域的粮食亩产万斤、工业领域的土高炉大炼钢铁,殊不知,在科学技术领域,也有类似的狂热与荒唐,土超声波化运动即是其中之一。     

我所参与的中科院人事和教育工作

正我祖籍河南巩县,1924年生于北京。因为抗战逃难,1938年我插班到重庆南开中学,在那儿念初二,1943年毕业时同时考上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同济大学3所大学,最后被保送去了当时位于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物理系。1947年大学毕业,考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物理研究所,做研究生兼助教。     

1958年，中国科学家的选择

科学和“大跃进”,原本是两个相互冲突的词汇。科学讲究怀疑、实证。与迷信、盲从格格不入。但以高速度为特征的“大跃进”,在憧憬美好未来的面纱之下。覆盖的却是狂热和盲从。然而,在1958年的中国,这两个词汇。却在科学家那里离奇地交汇了。     

中外人工合成胰岛素比较

诺贝尔科学奖是国人心中长久的痛。因为它不仅是一项针对个人的荣誉,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一直没有任何植根于本土的研究获得这个奖项,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国度．在高规格请进“赛先生”之后百年,仍全面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