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宜从变:浙江省合作金库研究

合作金库是合作事业的命脉。抗战爆发后,为迅速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适应战时物产调整和振兴农村经济的需要,浙江省合作金库筹备处于1938年在浙江省政府主导下成立,并于1940年正式成立浙江省合作金库。浙江省合作金库组建于战时,战争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及国民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其运行的格局。面对诸多困难,浙江省合作金库并未拘泥成规,在组织机构、人事制度、县库管理等问题上权宜从变,积极应对,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在不断强化的客观困难面前,其主观的努力终付流水。     

从发动到管控:地方党政与杭州劳资纠纷(1926—1935)

1926—1935年,杭州劳资纠纷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模式。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尤其在杭州总工会成立后,国共两党在"扶助农工"这一共同理念指引下,积极发动工人罢工,向资本家要权利,劳资纠纷迭出,罢工形成高潮;"四一二"后国民党掌控浙江,总工会被改组为工会统一委员会,劳资纠纷开始从发动到党政管控的模式转向; 1928年开始,国民党当局逐渐制定各种法规,将包括工会在内的组织以人民团体形式纳入法治管理框架之下,杭州劳资纠纷趋于平缓。三个阶段,杭州劳资纠纷的发生与解决均未能超出地方党政力量所设定的框架,且呈现由政治意图回归经济诉求之特征,体现了杭州地方党政较之社会层面的强大优势,并使劳资纠纷独具地方属性。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杭州商业的衰落与近代城市空间塑造

在近代杭州既有研究中,商业的衰落与城市空间塑造是两个没有关联的对象。细察之下却非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杭州市政府为吸引游客,提升旅游收入,进而达到挽救商业颓势之最终目的,逐渐开启了近代城市空间塑造之旅,在景点修缮、道路修筑及公园开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游客城市意象契合度及旅游业发展程度均表明,近代杭州城市空间塑造成效并不明显,更未有效达成挽救商业颓势目标。这表明,在转折时期,像杭州这样富有传统旅游资源的城市,如何在守好传统与走向近代之间找到发展的突破点与均衡点,是一个历史的难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杭州城市近代化的独有特质。     

近代银行家的身份功能及其实现——以金润泉为例

银行家群体是近代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以雄厚的资本要素影响诸多领域,有不可替代的身份功能,并与其社会活动形成正面的互相推动关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银行家以积极姿态将触角伸入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层面的身份功能,最典型者为通过调停军阀争斗而扩大自身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国家权力扩大的制约,银行家一方面借助政府的倚重,通过协助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实现了其身份功能的经济转向;另一方面,近代银行家还在诸如灾患救济、教育事业上积极介入,实现了其身份功能在多领域的延伸。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实现,实质上也是其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实现。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因时转向及其实现方式的改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的变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