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元丰”还是“东坡元祐”?

泉界对北宋的“元丰通宝”多有“东坡元丰”之称,去年的“中国历代货币展览”会上就展出了相传苏轼所书的“元丰通宝”。但也有东坡手书“元祐通宝”的说法,八三年的“上海物资市场报”的“货币丛读”之八,就刊有“元祐通宝”的拓影,认为系苏轼手迹。两种说法那个更接近事实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管见所及,略谈一二,作为引玉之砖,请泉界专家与同好指正。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时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仕途坎     

浅谈顺山集二、三期文化之变

顺山集文化分布在淮河中游的东部地区,顺山集、韩井和雪南遗址为三处具有代表性的遗址。顺山集遗址的遗存可以分成三期,其中第三期文化遗存较前两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研究者提出应该属于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种情况也出现于韩井遗址和雪南遗址,本文通过梳理了这三处遗址的材料,从聚落格局、生业经济、陶器、生产工具等方面的比较,总结出各遗址体现出的在二期和三期发生的具体的变化,并结合环境考古相关的证据,试图探讨这些变化发生的性质和原因。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展陈设计色彩分析

这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关注点不仅仅在简单的衣食住行上停留,更多的开始注重生活质量以及文化素养的提高。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提高。在博物馆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了解历史的起源、发展以及衰落。我们在博物馆中认识过去、把握今天、探索未来,从而加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国民政府在大陆执政时期警察组织制度考略

警察是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治安的国家机器,也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压迫和专政的工具。国民党政府自1927年至1949年在中国大陆执政的22年里,利用警察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进步力量,排斥异己,镇压人民反抗,使其成为维持黑暗统治的工具。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警察组织制度,既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又有法西斯化倾向。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全国各地的警察组织也随着地方政权依附临时政府。因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未能控制全国局面,不少省区乃系军阀割据,各地警察组织主要听命于地方政权。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封建主义的压力下,临时政府内部涣散无力危机四起,不到3个月的时间,其政权落入袁     

关于二次大战前史的若干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相距只有二十来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头几年出生的男孩,刚刚能够掮枪放炮,新的世界大战又全面爆发了。它为什么这样快就打起来了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今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所以不能不是研究二次大战前史的一个中心课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希特勒上台到德寇进攻波兰,大战全面爆发,仅仅六年多一点,事变演进之快,局势逆转之猛,都是空前的。深入分析这六年多的欧洲国际关系,可以说又是研究二次大战前史     

辽代避讳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含嘉仓土遗址表面盐分病害分析

含嘉仓土遗址表面部分区域由盐分引起的遗址泛白、酥粉等病害现象非常严重,通过分析检测,结果表明:含嘉仓遗址表面的盐害以Na_2SO_4和NaCl为主,还含有少量的其他盐分如CaSO_4、KNO_3和NaNO_3,遗址表面的盐分含量较高,对遗址的安全产生巨大的威胁,急需对遗址进行除盐处理。     

上海冈身以西史前遗址分布东缘线的东扩

对上海冈身以西距今6000—4000年前后各个时期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现象和变迁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长达约2000年的时间里,这一区域人类活动空间向东扩展了约20千米,并形成了数条东扩线,直至冈身之上。结合最新考古成果,这一发现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及其人地关系的研究大有帮助。     

对杨奎松教授关于《毛泽东传》书评的回应

在杨奎松教授对我的《毛泽东传》的评论中有明显的缺点。可以将杨教授声称在我的书中文版书中发现的"错误"大致归为三类。首先,我的中文版本译者的翻译错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检查全部中文翻译的质量。这是出版社的责任。第二,所谓的"错误"造成的事实,其实是杨教授误解了我的话,并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归在我的身上。第三,所谓的"错误"造成的事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杨教授不了解我使用的资料的来源。     

对杨奎松教授关于《毛泽东传》书评的回应北大核心CSSCI

在杨奎松教授对我的《毛泽东传》的评论中有明显的缺点。可以将杨教授声称在我的书中文版书中发现的"错误"大致归为三类。首先,我的中文版本译者的翻译错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检查全部中文翻译的质量。这是出版社的责任。第二,所谓的"错误"造成的事实,其实是杨教授误解了我的话,并把我没有说过的话归在我的身上。第三,所谓的"错误"造成的事实,归根结底是因为杨教授不了解我使用的资料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