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立贵州师范办学特点

1939年冬——1949年冬,建在贵州边远山区榕江的国立贵州师范(简称“国师”),其办学特点为“教育即生活,生活要生产”,因而曾名闻全国。该校的前身是贵州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1939年秋,前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接任校长后,为了开发边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1939年冬,便将学校迁往当时尚未通公路的榕江,改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1940年春,国师在榕江设师范部(高师3年制)简易师范部(4年制)、初中部(3年制)开始招生。1940年我从榕江县城区小学转入国师与榕江县政府合办的联立小学,1941年春,考入国师初中部。我在国师及其小学读书的四年(1940——1943),正是校长黄质夫按照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和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     

孙应鳌华山诗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

明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孙应鳌,字山甫,谥文恭,贵州省清平(今凯里市炉山)人。官至国子监祭酒、工部尚书。孙应鳌任陕西提学副使时,曾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登华山,时年36岁,系有史可     

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

法门寺是我国境内的著名古刹之一。至迟在北魏肘,寺内当已有珍藏释迦牟尼佛真身玉骨的宝塔。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北约10公里的法门镇。寺内原有明代建造、民国年间修葺的十三层八角砖塔一座(图一),1981年8月该塔因霪雨等原因倒塌。为重建此塔,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文化局及扶风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在拆除原塔残余部分后,对塔基及其外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清理。发掘工作从1987年2月28日开始,至11月30日暂告一段落。其间,大体可分作四个阶段。     

焉能以己所取非人所取——读《<诗经金译>质疑》

袁愈荌译诗、唐莫尧注释的《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全译》)成稿于1977年,出版于1981年6月。此书出版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96期曾作如下评述: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经全译》,是一个新的开端。《全译》将三百零五篇全部加以译注,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历代和今人研究《诗经》的成果,提高了译文水平,在古诗今译方面做了些新的尝试,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全译》基本上是采用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式,不任意删节也不任意增添词义,尽量找出一些对应的词加以翻译,读者通过这样的译文,基本上可以掌握原文。……《全译》好就好在注释的文字很扼要,但在关键之处均能说明本于何家。征引的诸家见解,都是有代表性的。《全译》在碰到一些各家说法不同的     

李独清先生及其《洁园剩稿选》

原贵州大学、贵州师大教授李独清先生自幼聪慧好学,博闻强记。因父举进士,得承庭训家学,博通群籍。又师承乙未科进士、晚清礼部祠祭司主事杨覃生,因以文思大进。未及而立,即受聘于贵州通志馆任编纂,主编贵州通志中的艺文志、金石志、祠祀志。独清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周密,对历代文学,特别是唐宋文学、贵州文史、目录版本学,造诣殊深。在我省高校执教40载余,桃李满园。独清先生六十余年来熟爱并攻习诗词,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山谷),尤为笃嗜,撷汉魏六朝之精华,又独具一格。一生作诗近三千首,感事、言物,皆见性情,咏史咏事,亦史亦诗。在黔省诗歌界中,领袖群英。诗词造诣之精湛,志行之芳洁,固黔中之宿望。     

从周起渭的诗看清初文人的愤懑

周起渭(1664—1714),字渔璜,号桐野,贵阳青崖骑龙人。周起渭出生于康熙三年,正是清世祖1644年开始君临全中国实现清王朝统治的第20年,亦即清康熙大兴文字狱族灭庄廷鑨的第2年。庄廷鑨当时因续编《明书》,对明、清间的情况,多据实直录,表现一些思明反清的民族情操,而被清廷下令:庄氏家族、作序人、参校人——凡列名书中者、买书者、刻字印刷者以及地方官,连同其家属半成丁一律处死。民族牢     

试论吏治与廉政

翻开中国历史,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除远古的尧舜时代各部落酋长是经过推举产生的以外,自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以来,历代君王不是由武力夺取的,便是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获得王位的,他们的后代则是世袭的。因此,历史上大凡创业之君都知道前朝之所以覆亡,大多是由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而被推翻的。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尚能选贤用能,虚怀纳谏,因而也出现过吏治清明的暂时局面。但由于他们实行的是世袭制,到了他们的后代,大多出现昏庸无能、贪婪残暴之辈来做皇帝,使任用一些善于逢迎谄媚的小人。这…     

读孔尚任《桃花扇》有感

在贵阳时曾参加过杨文编研讨会,与会者多以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把贵阳人杨文嗯（字龙友）写成八面玲球、两边讨好的‘润色”人物而为他打抱不平。贵阳人推崇杨文胞于隆武帝时任兵部右待郎,在浙江街州抵抗清兵不屈被杀的壮烈行为以及他（山水移）、（询美堂）等诗文集的文学价值;对杨文钢是南明权好马士英的妹夫、魏忠贤阉党阮大销的盟弟,当马、阮拥立福王而得势时,杨文胞为了做官与马、阮等人沉谈一气的事避而不提。是贵阳人为前贤讳呢？还是孔尚任丑化了贵阳人？心中一直置疑。近日重读明史及（桃花扇）,深感此剧不愧为我国的古典名…     

试论我国一些朝代如何自取败亡

“历代王朝几经更迭,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历史曲折前进,反复循环,为何其亡也忽焉,考诸历史,大多系自取败亡。《尚书·太甲下》说:“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史记·商君列传》也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这些话都道出了治乱的根本原因。当代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说:“衰朽的朝代,残暴的君主,都是祖国发展的障碍物。”障碍物是人为设置,也是统治者自作自取的。朝代败亡,人民历尽磨难,却活了下来。回顾历朝自取灭亡的情况,大都未出如下几种类型。 1、腐化导致灭亡我国第一个因腐化而亡国的是夏桀。《史记·夏本记》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     

宋朝的配隶法与厢军中的配军

宋朝的配军制度,是建立在配隶法基础上的强制罪犯充军的集兵制度,是宋代兵制中于募兵制之外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配隶法自宋初实行以后,逐步成为一个内容繁杂、适用于各种犯罪的刑种。两宋时期的厢军是配军数量较多的军种,配军不仅集中分布在厢军的牢城营,而且在厢军其他重役军分和一般军分中都有较多分布。由于配隶法适用范围的泛化和枉法滥配现象的大量存在,宋朝牢城等配军军分的溢额成为一种常态,配军数量十分庞大。宋统治者之所以将罪犯配隶充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直接控制一批能够服兵役和劳役、随时听候国家调遣的人力资源,配军的存在也因此具有了其自身的社会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