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岳烟尘记

我在《屈赋新探》的“前言”里曾写下这样几句话：“抗战时期,我开始爱上了屈赋。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促使我跟屈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共鸣。”不料这段话竟引起不少青年读者的好奇心,纷纷来信,要我谈谈当时的情况。其实,我这话只是在民族苦难中的总体感受;并非指某一具体事件。但这些来信,却也无形中唤起我一段小小的回忆;即我当时从沦陷区逃奔后方的流亡生     

我写《彩云曲》的前后

以饱吮传统旧文化乳汁的我,竟然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的新闻系(当时全国大学设新闻系者极少),原因虽然复杂,但人们所常有的所谓“逆反心理”,也许是主要因素。可是,要说这时我已决定彻底抛弃了旧我,又谈何容易。在考大学之前,我曾忙于补习中学课程;而进了大学的门,这些又都弃如蔽屣。我听新闻系的课,倒很专心;但传统文化,仍给我以极大诱惑。因此,我这一段求学生活,可以说是矛盾百出,也可以说是斑斓多彩。初到北京,我住在宣武门外的“山东会馆”,房屋虽老旧,但不付房租。无怪旧时代举子进京考试,多住会馆,宣武门一带,各省会馆极多。有龚自珍住…     

无名书屋话沧桑

从前的读书人,总喜欢把自己的书斋命以种种雅名以寄意。如什么楼,什么阁,什么室之类。这似乎已成了老习俗。但是,从我个人一生的经历感受来讲,要想给书斋命个恰当的名称,也并非那么简单。     

万里桥畔养疴记

（一）在“文革”快要收尾那两年,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人物,该死的已死,该病的已病,该“夹着尾巴做人”的已不敢乱说乱动。这时造反派的斗争矛头,已转向了上层的政治要人,而剩下的几个“反动学术权威”,反而得以松口气。我个人正在这时,也病倒了。据医生说是“冠心病”,但我个人的感觉,则病情相当复杂和严重。而值得庆幸的是,我居然能请假治疗;而且为就医方便,竟得暂住城内,并在万里桥边,与老伴潘在云赁屋而居。从外表看,我并没有什么病态。但经常心闷,心慌;有时甚至自己似乎失掉精神控制力。我冬天向来很怕风寒,…     

追记“花溪小憩”

（一）贵阳之胜在于花溪。而花溪之美,在于山环水绕,竹木丛郁,饶有江南风味。我风尘仆仆从沦陷区逃出后,几经周转,最后落脚在贵阳,这应当说是个“小憩”。因而巍然于花溪之畔的一家小小的旅舍“花溪小憩”,不仅建筑玲政雅致,名字也实在取得好。抗战中流亡到西南的游子们到这里,也许会跟我有共同的感受吧？我到贵阳之初,是任教于贵阳师院,兼课于贵州大学。贵大离城约四十华里,即在花溪之畔;兼课的老师每周都以“花溪小憩”作为临时住宿之地。我真正饱赏花溪风光,领略花溪幽趣,即在这时。后来我正式任教于资大,宿舍反而有些简…     

“劳改犯”的自白

“人生五十好著书”，这话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开国以来，我踉踉跄跄、风风雨雨地跟着时代跑了十多年，正是五十出头，也刚刚开始写点东西，而“十年浩劫”突然来临，命尚难保，遑言著书。在“浩劫”中，我既不是先知先觉，看穿政治底细而坚决抵制；我也做不到大彻大悟，看破人世红尘而处之泰然。有时却很象阿Q，虽然已是“死囚”，却生怕纸上的花押“画得不圆”。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中文系门前，题目是“徐XX软刀子杀人”，“杀人”二字竟跟徐某相联，使人心惊肉跳。接着，五花八门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墙上、门上、窗上、树上、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