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大洋洲遗存性质再探——以青铜器的情境分析为中心

新干大洋洲遗存性质的判断需要将其置于商代晚期南方青铜器群总体的“出土情境”与“文化情境”中考察。大洋洲青铜器在摆放、类别、毁器与涂朱以及祭祀性器具的有无等出土情境方面,与同时期墓葬随葬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却与同期南方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外,大洋洲青铜器出土于河流旁边的沙洲,也与商代晚期南方青铜器主要出土于河川附近祭祀坑之情形一致。总的来看,新干大洋洲遗存具有明显的祭祀特征,很可能为祭祀坑。     

试谈商周墓葬的几个问题——以山东地区为例

以往的墓葬研究多集中于出土器物和葬制葬俗,对墓葬本身却有所忽略.以山东地区商周墓葬为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墓葬的长、宽比值以及墓口与墓底的比值,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定特征;墓道的有无可能取决于棺椁下葬习俗和墓葬的规模,而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没有必然联系;山东地区壁龛墓数量较少,其族属可能有别于同一墓地的其他墓葬;器物箱的使用是东夷人的传统,并于春秋时期影响到中原及其他地区;鲁南、鲁北地区墓向较杂,这可能源于两地居民族属的多元性,而鲁东、鲁东南两地则继承了早期东夷人的传统,皆以东向为主.     

融合与固守——鲁南东周铜器墓复杂性解析

鲁南地区的东周青铜文化是我国考古学文化的一个奇特存在。其境内的列国铜器墓葬无论形制、葬俗,还是出土铜器与陶器的形制、组合、纹饰等都各具特色,至少可以分为七个区域,各区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固守性。但各区之间器物的类别、形制等也多有相近之处,表现出了一定的融合性。融合与固守共同组成了鲁南东周铜器墓葬多元的文化特质。     

鲁国铜礼器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两周时期的鲁国铜礼器与中原诸国保持着较多的一致性,但同时,其在形制、组合、铭文方面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与其它诸侯国相比,鲁国铜器还有以下特点:铜器尤其是铜乐器数量较少,侯器较少,媵器较多。自始至终都存在甲、乙两个发展系统(组),甲组重舟轻鼎,而乙组则重鼎轻舟,乙组铜器一直是鲁国铜器的主体。     

红卫村青铜器与殷人“持其祭乐器奔周”

扶风红卫村青铜器是典型的商式铜器,时代约当于殷墟四期,其组合缺少当时的核心器物觚和爵,应是不完整的。这座商式墓葬出现于姬周势力的核心区可能与《史记》记载的商末殷人“持其祭乐器奔周”有关。墓主人可能是“壬”。红卫村墓葬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为周原、沣镐附近商代晚期的非姬周文化遗存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试论两周之际青铜酒器的回潮现象

两周之际的中原地区,本已经消失的爵、觯、方彝、尊等青铜酒器,又以明器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曲沃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韩城芮国墓地等姬姓高等级墓葬之中,本文试论这一回潮现象出现的原因。     

“中期质变”视野下的夏代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文化更迭一般具有渐变性特点,而王朝更替往往是突变性的,二者在时间上会出现明显错位,通常表现为新朝代之初的考古学文化在面貌上与前朝晚期基本相同,直至中期前后方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史前及原史时期王朝或族群的更替过程之中。夏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属于河南龙山晚期文化,中期属于新砦期文化,晚期发展为二里头一二期文化,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影响新、旧考古学文化更迭速度的因素,主要有新统治集团及其族群与前朝遗民在人口、生业、技术、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及新统治集团的统治方略。王朝更替一般不会立刻引起考古学文化更迭,但可以很快对其造成影响。新、旧王朝分界一般不会恰好处于新、旧考古学文化更迭之际,但很可能在旧考古学文化某两期或某两段之交。以往判断史前族群更替时间所提取的用于测年的有机质样品,实际上是族群更替完成至少百余年之后的遗存。     

传世有铭铜器辨伪一则

青铜鹰首提梁壶出现于战国早期,但传世的一件铜壶(何壶)却铸有西周早期铭文。本文通过与该壶形制相类的铜壶以及铸有相同铭文的尊、卣相关特征的综合考察,推测这件被诸多著录书辑录的鹰首提梁壶很可能是一件作伪之器。     

边缘墓葬族属、国别研究——以山东东周墓为例

一、研究缘起位于考古学文化边缘地带的墓葬,尤其是处于两个以上考古学文化交叉地带的墓葬,其文化因素大多比较复杂,其归属问题也多有争议。这一类墓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大量存在,对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变迁等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