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政法志中的近代法制史料评述

由于近代中国政治环境和近现代地方志编修实践的特殊情形,研究近代史特别是法制史必须重视新编地方志资料。事实上,新编地方志的政法志即公安志、检察志、法院志、司法志大多上起自鸦片战争之后,涵盖清末至民国时期。其中关于人事递嬗与机构沿革、司法统计与典型案例、地方法规与司法文献等方面的资料,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当然,由于新编地方志大都面面俱到,无法特别针对某一特定学科和研究者量身定做,志书质量和篇幅也参差不齐,难以一概而论。     

对民国前期新式法院数量的核实

关于民国前期全国新式法院规模,长期以来估算不够准确,出现早且被广泛引据的是《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统计数据,未能反映南方各省新式法院设置的新变化.其缺陷源于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形势下,北京政府的司法管辖不及于南方各省.     

从广交会看两岸的经贸关系(1957-1991年)

广交会是大陆开展对台经贸工作的平台之一。创办之初,广交会主要通过在香港的台湾办庄和台商开展工作。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通过海外侨商开展对台经贸工作。改革开放后,大陆积极发展对台贸易,台商间接参与广交会。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为台商直接参与广交会创造了条件。总结广交会台商工作的政策沿革和实践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进两岸经贸交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借鉴意义。     

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斗争后中国对港贸易的恢复

1967年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是中英关系史和香港发展史上一次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因此次事件,中国内地暂停经香港的转口业务,港英当局对内地采取贸易歧视政策,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乘机加紧对港澳市场的争夺。到1968年,中国商品占香港进口市场份额退居第二位,位列日本之后。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迅速恢复和扩大对港澳地区的出口供应。透过历史的考察与分析,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确保对港澳市场的稳定供应具有战略意义,体现出中央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的方针是一贯的。在反英抗暴斗争中,中央政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在外贸总量同期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中英贸易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广东捐款献机运动述论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捐款、捐物是后方人民参与抗战的重要形式.抗战时期,海内外民众捐款购机贡献给国家,以期充实国防,希望实现“航空救国”之梦.广东和其他省区一样,开展了一系列捐款献机运动,为国家空军建设提供物质支持,并唤起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这理当受到后人的景仰.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国人的“航空救国”梦想难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援用国民政府法律问题论析

在抗战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曾援用国民政府法律.但对相关问题的判断不能简单化.从制定法的规定看,根据地援引国民政府法律的方式有多种,有的限于抽象的政策宣示,有的可操作性较强.不同法律部门的援用情形也不一样,各根据地之间则呈现区域差异;从纵向看,援用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减少.要评估援用的实效,还应分析根据地的法治环境和司法专业化程度.应该说,这种援用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并非偶然的和一时的策略运用.     

广交会客户邀请的国别(地区别)政策与中国经济外交的政策取向——以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前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前,广交会的客户邀请工作严格遵循国别(地区别)政策。特别是在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这种国别政策有两个稳定而鲜明的取向,并导致广交会的客户邀请工作陷于尴尬:中国争取亚非拉国家客商来参加广交会,但他们积极性不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客商主动要求参加广交会,却被拒之门外。在今天看来,国别政策不尽符合市场法则,已不合时宜,但"回到历史现场",国别政策有其历史作用和必然性,不宜简单否定。     

清末边疆省份司法改革的特殊政策述论

1906年清朝官制改革之后,以省为单位在全国推进地方司法改革.边疆省份应否实行特殊政策,成为中央政府与边疆各省督抚之间一个既有争议又有一定共识的问题.边疆省份的特殊政策集中体现为:在普设法院问题上力求减少应设厅数、降低编制标准和展缓筹设期限;在司法人才培养方面施行灵活措施,以便不拘文法选拔官员并吸引省外人才,法政教育则以速成为特色;在法官考试和任用方面,法部在西部6省专设考场,录取标准也较京师考场为宽松.这种特殊政策有助于推进边疆省份的司法改革,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