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谱牒

谱牒,亦即族谱,是中国古代和近代关于氏族世系的记述。最早出现于周朝,春秋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朝,大姓豪族（称为士族）凭借九品中正制等制度建立了等级森严的门阀统治,修撰族谱即成为其突出抬高自身身份等级,借以获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手段。唐朝以后,虽实行了科举制度,打破士族的垄断,但士族“高门”仍可应试,无碍其门第的维系,而出身“寒门”（称为庶族）者一旦中举为官,即成为新起士族,也就修撰族谱以示荣显。朝廷还曾专设机构以司谱牒之事。“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乃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宋郑樵著《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     

日本东京各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

中国的古籍,在国外被称为汉籍,早在中国西晋时期,《论语》等汉籍名著就已传入日本,随着两国交往的发展,传入的汉籍越来越多,在日本相应出现了许多汉籍收藏者,现在的汉籍文库（即图书馆,日本早期无“图书馆”三个字,用“文库”代表）就是以购买,继承和受赠这些私人所藏的汉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收藏较多的有古都奈良的天理文库,名古屋的逢左文库等,特别在首都东京的几个图书馆（文库）收藏的汉籍,从数量和珍贵程度上均属世界罕见。其中主要有:     

瑞典的汉学研究

瑞典王国虽地处北欧,但与中国的关系却早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九世纪(中国唐朝时期),双方就已开始进行贸易和文化交往,十三世纪(中国元朝时期)起,中国的古籍、文物就开始传入瑞典.十九世纪末,文学家奥格斯特·斯德伯格(August-Strindberg)在关于东方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用了数年的时间对汉字和古汉语进行研究,限于当时的条件,他的研究来取得什么成果,但却成为近现代瑞典汉学研究的开端.本世纪初,旅行家塞文·赫丁(Sven Hedin),从中亚进入中国的新疆、西藏、甘肃等地考察,收集了许多文物带回瑞典,使得学术界和收藏家大受鼓舞.三十年代,更组织了一个由历史、考古、文学、语言文字等多学科工作者组成的数十人的较大型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考察与发掘考古,得到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物,有陶器、铜器、兵器、古钱币、古代丝织物、金银器皿甚至于殷商时代的卜骨等,在四十年代由瑞典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现分别藏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马尔摩市博物馆、哥德堡市博物馆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等多座博物馆和研究室中,有的至今尚未整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