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司法档案的主要特点与史料价值

新发现的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藏民国地方法院档案,共17333卷,88万余页,时间自咸丰八年(1858)始,至1949年止,是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龙泉司法档案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司法史、社会史、法律社会史三个层面.它为研究中国司法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包括制度、程序、法理、实践等各方面的过渡和...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

在关于晋商的研究中,泽潞商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以致晋中票商几成晋商的代名词。实际上,明清泽潞商人以经营盐铁、丝绸等闻名天下,同时在地区性贸易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即在区域社会变迁的具体情境和脉络中去理解,而非从传统的商业史视角去思考,可能为晋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

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曾对北宋国家祀典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黑杀将军临降为宋太宗继位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道教依据。景德二年南郊神位变革试图通过神位秩序的变动,将儒教的南郊祀典改造为道教神系。昭应宫玉皇祀典一方面如唐朝的太清宫被纳入儒教的宗庙系统中,另一方面也保存着独立的道教性质并与郊祀礼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徽宗朝和阳宫的玉皇祀典,则是将郊祀神位体系纳入到道教的三清之下,由道教统领整个国家祀典。北宋道教挑战儒教国家祀典正统地位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北宋国家祀典中的道教现象,既非唐宋以来某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反映,也不是国家祭祀体系向民间信仰开放的结果,而是宋朝重建政治文化过程中多元化取向的表现。     

于祠祈梦的习俗与故事

祈梦风俗的出现,既继承了古老的梦占传统,又是北宋以后科举制度日益重要、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杭州于祠祈梦风俗的流行,伴随着于谦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被逐步神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于谦与“梦”之间的故事,也被一层层地附会到于谦的传说中。《于少保萃忠全传》和《西湖佳话》等小说的流传,在于祠祈梦风俗的流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士人、官员是这一习俗最早的发起人和最主要的参与者,但晚明以后,商人、市民的加入,也使于祠祈梦的习俗和故事更加普遍化、多样化。     

“退”的产权意义——再论浙南山区“退契”的性质

“退契”广泛使用于亲邻和非亲邻间的山产、田面或租佃、会股等交易,将其定义为田面权或“残缺产权”之转让是不准确的。回到山区开发的历史进程,“退”字包含了对山场原始产权共有的记忆和实践,交易对象之间属于同族或同会的社会关系只是其表征,在本质上它强调的是他们在族产或会产上（曾经）的共有关系。传统时期由契约构建的产权秩序中,产权和交易的正当性并不以所谓“完整产权”为前提,每一次交易都构成下一次交易的产权“来历”,也即它的合法性。“退”定义了这个流动的序列中一种回归的步骤和意义。     

诉讼实践中的意义之网与关系之网: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清末民初龙泉司法案例

清末民初,浙江龙泉东乡爆发了一系列诉讼,包括单姓村中同宗族人之间经年累月的山田互控、多姓村中会社社众对社产控制权的争夺、地主富绅相互间的缠讼不休,等等。这些集中爆发的争讼,不仅呈现出区域内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也记录了这个网络在新旧时代变革中受到冲击、在某些节点上发生断裂和重组的过程。人们基于自己对改朝换代、"民国"政体的意义和地方权力关系的理解,制定和实践诉讼策略。诉讼实践不仅激活了旧的日常社会关系,同时它也是调整、重建或确认、强化地方社会关系的方法。制度、法律、政策等也通过这样一个曲折迂回的途径,对乡村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形成施加了影响。     

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的获得与证明——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的比较研究

各地山林在国家赋税体系中的不同地位,造成山林所有权确权方式的差异。无税山产的确认以契约为主要证据,而有税山林的鱼鳞山册以及在册书手中掌握的私册,也构成了诉讼纠纷中主要的证据。浙江省龙泉和建德两县分别是这两种情况的典型。因此,民国山林国有化、契税和不动产登记等一系列政策,对两地山林的确权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原来以契约为主要确权凭证的习惯以及由册书把持的、通过升科纳粮获得山林所有权的方式,都遭到了挑战,国家与山区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政治史、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叫魂》三人谈

新近翻译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Kuhn)的一部力作。本书开篇,作者就以小说家的笔调将一个离奇、恐怖的叫魂故事娓娓道     

上海城墙的兴废:一个功能与象征的表达

城墙从古代的一种城防工具到统治权威的象征,在晚清以后被视为故步自封的标志,是中国城墙通常走过的道路。上海城墙经历了因“夷”而建,因“夷”而拆的兴废历史。它的功能和象征意义随着城市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在近代上海城墙日渐失去军事防卫功能的同时,对城市定位的改变、华洋之间矛盾和竞争的激化,使上海官绅对城墙的观念发生分歧,引起有关拆城的争论。最后它作为一个旧政权、旧时代的象征被拆除。但城墙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的象征意象却至今仍然留在人们的观念中。     

“新史料与新史学：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的中国史研究,在社会史与区域史等研究潮流的推动下,史料的数量和类型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这固然有利于史学繁荣,但同时也越来越暴露出种种缺陷。在史料快速增多的过程中,如何整理和研究大规模、成批次的史料,在技术、组织和分析方法上都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一些新的史料,以往研究较少,我们对于解读与研究这些史料,也相对缺乏经验。史料的增多对跨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后现代理论更对史学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在这种形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