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赵君陶大姐的三次短暂相聚

我一生中,与赵君陶大姐只有过三次短暂的聚会。第一次是抗战时期在重庆,为时只有一个中午的两三个钟头;第二次是武汉解放之初,也只同事了一年;最后是“文革”后期在北京,我去看过她几次。但每次她给我的教益,都使我永志不忘。 我最早认识赵大姐是在1943年的秋天。我的堂姐杜彦     

武汉老年大学二十五周年回顾

杜子才老人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解放前,他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中共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他在武汉市宣传、文化、教育、外事等部门担任领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