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地方卫生行政的诞生:以营口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营口的卫生行政在列强的干涉下逐渐成型。1899年,营口爆发鼠疫,地方当局迫于外交压力临时设立卫生局,推行卫生制度;俄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目的,先后在占领期间强化卫生行政;1906年因应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卫生成为营口地方行政职能。由于地处地缘政治复杂的东北,列强对营口卫生行政形成的影响有两大特征:一是差异性,以俄、日为代表的列强虽遵循同样的卫生规则,但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对华政策,采用不同的方式推动卫生行政;一是调适性,官府虽迫于列强压力基本采纳卫生行政,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中外间的跨国互动终使卫生组织和制度得以确立。因此,营口卫生行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卫生局虽建立起来,但管辖权范围有限,很难辐射到营口之外的地区;列强只有以干涉的形式迫使周边地区行动起来,才能保证营口卫生制度的有效运行。     

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设立。清末,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在沿袭传统应对疫病办法的基础上,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基于上述两种制度,北平形成疫病防治机制,在应对天花、霍乱以及猩红热等地方性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

1930年代,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混乱,问题丛生。粪夫被冠以“粪阀”之名,其勒索霸道行径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双方关系恶劣。此外,简陋的粪具导致污秽淋漓、臭气四溢,严重影响到市容。为解决上述问题,卫生部门最初采取了若干措施整顿污物处理,但效果不彰。为彻底解决问题,市政当局又拟将之收归市办,由于事关行业的经济利益及相当数量粪夫的生计,受到粪商及粪工的联合抵制,计划未能实施。此后,政府改变策略,实行官商合办,历时2年9个月勉力完成粪道登记和粪具更换,改革初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