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眉山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ⅡT0767发掘简报

2017年1～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出水各类文物3万余件。其中ⅡT0767出水金、银、铜、铁器86件,包括金册、银锭、铜钱和各类首饰等。从器物年代题记、金银器造型和工艺来看,遗址形成的最初年代大致在明末清初。金册、库银这类属于藩王府和官府的器物出现在江口岷江河道内,当与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江口沉银有关。本次发掘出水的大量器物对于研究明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汉语“博物院”一词的产生与流传——兼谈E考据的某些问题

1838年刊行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有"博物院"一词,目前所见当是汉语中最早出现"博物院"之处,较《四洲志》中的"博物馆"提前了三年。经过考证,此处的"博物院"或指1828年对外开放的美国费城自然科学学会博物馆,此馆亦标志着美国以博物馆为基础的自然史研究开端。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史料零散,通过网络数据库得到若干孤立资料,如若不返回原始语境解读文本,而仅从字面望文生义,牵强勾串,进而试图得到一个大结论,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中国五帝三代时期政治文化规则浅议

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滥觞期,其由蛮荒走向启蒙的漫长历程积淀出了两大文化原则:一是天地物候规则,二是血缘亲族规则。夏商周三代与五帝均源于一个单一的氏族集团,即黄帝氏族集团。它们文化上的传承和因袭关系远大于废止和变革关系,并且始终以"族权"高于"王权"的方式获取普世权威。而政治文化也在五帝时代的两大文化原则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天人合一、祖先崇拜与礼制三大规则。     

清末民初吕梁山的高脚行

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直到1921年(民国十年)太军(太原至军渡,后延伸至陕西绥德,也称太绥公路)公路兴建前夕,吕梁山地区交通比较闭塞,沟通山陕之间有一条主要运输线,对当时的商贾活动、人民生活以致国家的公文传递,民间的信息往来,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京 庙会游戏的变数

当“上山下乡”成为一种时髦的过年方式时,都市就显得有些落寞起来,好在还有“庙会”的吸引,否则在城里的人还真不知道除了看电视看影碟打麻将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打发这个长假。但以“庙会”的名义赶一次大集,如果没有新鲜的内容,年复一年也难免让人腻味。     

贵州安龙新出铜器——兼论贵州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从分析安龙新出青铜器出发,本文大致梳理了贵州西南地区历年出土的青铜器,在与周邻材料对比后提出,战国至西汉时期,存在一个以贵州西南为中心,包括桂西北、滇东南部分地区在内的一个以V形銎、风字形钺身、部分带够符号的铜钺为典型器的文化圈,可以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为代表,暂称之为铜鼓山类遗存。这类遗存与黔西北地区的同期遗存间存有联系,但差异也是明显的。     

生死之间——贵州的岩洞葬

岩洞葬是一种将死者遗骸置于天然溶洞内的特殊葬俗,广泛流行于黔贵山地。贵州是岩洞葬与悬棺葬的分野之地。贵州岩洞葬主要时代为唐代以降,迄今已发现近百处。岩洞葬是环境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祖灵崇拜的表现形式之一。现代贵州岩洞葬是研究这一古老葬俗的"活化石"。     

“永昌大元帅印”考

2016年,江口沉银遗址文物盗挖案件破获后追缴回一件"永昌大元帅印"。该印的虎钮及尺寸与明代和南明将军印类似,同时采用了明代官印的九叠篆文,当为明代至南明时期所制。金印多见于明末农民起义政权中,但"元帅"为起义军最高领导者才能有的称号。明末农民军领袖能和江口沉银遗址产生联系的只有张献忠一人,该印制作于1643年,正是大西军向南征战势力最盛之时,张献忠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从江口出水金封册看明代封册制度

正2017年1～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的一大收获是发现了数十页金、银材质的明代封册,这些封册为明王朝和大西政权册封后妃、太子、公主、亲王、郡王等或其配偶所用。此次发掘出水封册中的两页已在《文物》本期公布,另有学者披露了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征集的两页金册的信息,此     

试论贵州地区“石棺葬”的族属与源流

本文结合文献和民族志材料,讨论了贵州地区＂石棺葬＂的族属,认为其可能和明清文献记载中的＂马镫龙家＂、＂仲家＂、＂苗＂、＂仡佬＂的部分支系或其先民有关。贵州地区的＂石棺葬＂是生态环境和文化交流等多种力量作用下的产物。在贵州地区＂石棺葬＂的两个分布区内,黔中区＂石棺葬＂是在受当地传统丧葬因素和黔西南区＂石棺葬＂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出现的,而黔西南区＂石棺葬＂与川滇石棺葬间的关系,目前尚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