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简《恒先》语译

《恒先》写得真好,我很高兴自己是它的第一读。这部分简,现已收入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可参看。此原稿本来是附在我整理注释的上博楚简《恒先》部分后面的。看校样时,主编认为不合全书体例,要我把它删掉,我唯唯,遵命而行。     

转变思路,对军事史进行全方位研究

战争是历史感最强的事件,人们往往在战争期间而不是和平年代才会说自己在“亲历历史”。然而战争也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大的游戏。对此,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早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云云,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与揭示。与之相联系,中国军事历史也有丰厚的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今天,人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从历史中借鉴经验,汲取启示,就不能不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有关军事史的研究处于相对沉寂与薄弱的状态。这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影响微弱;也表现为军事与历史的结合方面存在着种种欠缺,严重影响了军事史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质与质量提升;更表现为军事史研究领域内部各个分支发展上的无序性与不平衡性。这些不足,直接导致了军事史研究被学术界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进而制约了历史学整个学科建设的发展。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漠视军事史研究的局面正在逐渐得到改变,其研究的内容渐趋充实,研究的方法渐趋多样,研究的成果渐趋丰富,从而为军事史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军事史研究的影响在学术圈内外也有了一定的扩大,社会大众对于军事历史知识的普及提出了亟切的需要,这就为军事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很好的氛围和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规模并不大但却在军事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首届中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对军事史研究中一些带有共性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本期刊出的几篇笔谈,正是会议学术信息的部分反映。我们的目的,是期望能以此激发人们更为关注军事史的研究,使之成为历史学研究中新的生长点。     

入山与出塞

治学之道有小大之辨。庄子尝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荀子亦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荀子·解敝》),都是讲“小不知大”在认知上的局限性。而近人王国维倡三境界说,其第一界曰“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也是拿登高望远当大前提,并不是一上来就讲埋头苦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考古是长时段、大视野的历史考察,除     

再论淅川下寺楚墓——读《淅川下寺楚墓》

《淅川下寺楚墓》(以下简称《下寺》)一书面世之后,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除国内学者的评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撰写了有关书评,并赐手稿征求意见,使我学到很多东西。1991年他曾汇集了我的若干旧作,编译了《论楚国铜器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一文,刊登在德国的一家考古杂志上。这一书评大量引用拙作与《下寺》比较,对我的观点是很好的检验。这里仅就罗文未及或讨论不够之处,拾遗补阙,略陈己见,以供罗泰教授及学界同仁参考。     

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笔谈

山东高青县陈庄遗址的发掘成果继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活动中,被评为六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做好陈庄遗址的发掘工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发掘工作期间多次邀请知名专家到现场     

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

陕西眉县出土的二十七件青铜器,是2003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本文对这批铜器的铭文,从遣词用语到历史内容进行系统考释,认为作器者以“逑”为氏,行辈为“叔”,字“五父”,是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即“灵伯”和“懿仲”的后代。这个家族曾历事西周各王(从文王到厉王),共七世。此人继承其先辈的职务,继续担任宣王的虞官,负责管理山林川泽。宣王四十二年,因协助杨侯长父伐猃狁有功,受到周王册赏;四十三年,又被册命加官,兼管“历人”。铜器出土地点周围还有三次重要发现。除一件年代较早的大鼎还不能完全肯定,其它两次都是属于这个家族的铜器,一次是其先辈(彖皿)的铜器,一次是他本人使用的乐器。作者认为,逑的七世祖考,其中的(彖皿)是重要人物,其祖父是成王前后的王室大臣益公,父亲是这批铭文中的“新室仲”。可见益氏家族也是从单氏分出。另外,从(彖皿)器讲养马的铭文以及文献所见虞的职司考虑,马政也是由虞官负责。这或可解释逑为什么既为虞官又参加战争。     

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与尹湾《博局占》的设计比较

本文是讨论战国中山王墓地M3出土的两件石雕六博局,分析其花纹和棋局设计,并与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博局占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由此对这两件博局在设计上的不同也进行了探讨。     

宋代出土的楚王(今酉)章钟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标有乐律名称的曾侯乙编钟,钟架下层悬挂有一件楚王?章为曾侯乙做的镈。这件镈的出土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宋代恰好出土过两件与此同铭的编钟。这两件编钟最早见于《薛氏》著录,据说是湖北安陆出土,出土后归方城范氏收藏。     

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

1986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山东长岛召开第六届年会,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先生在一篇题为《湖南出土战国秦汉铜器铭文补记》的文章中发表了一件楚国铜量的铭文,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得以看到这一宝贵材料。去年,周先生在《江汉考古》1987年2期上又发表了《楚(尹阝)客铜量铭文试释》,吸取裘锡圭、李学勤、林澐、李家浩等多位学者的意见,对铭文做了很好的考释,但阅后感到有些问题     

北大汉简中的数术书

北大汉简中的数术书,现存竹简约1600枚,估计缀合后约900枚,几乎占全部竹简的将近一半。这批简文多有自题的书名,对日书的分类定名大有帮助。简文经陈侃理博士初步整理,分为八种,长简三种(前三种),中长简五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