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地下机关设置的调适（1927—1937）

机关是政党维系组织运作的枢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借鉴之前公开机关的组织经验,扩大机关规模,使地下机关负责群众工作,并通过租赁房屋来设置地下机关,结果面临严重风险、成本压力和党内舆论压力。1930年,中共尝试推行机关群众化,以在业党员取代机关专职党员,以党员、群众的家庭及公共场所代替租赁房屋的方式缓解地下机关设置的困境。但在“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影响下,群众工作被局限于地下革命群众团体中,机关群众化的尝试收效甚微。1935年后,中共逐渐改变地下机关设置方式,明确提出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互分离,精简机关规模,实现了地下组织的成功转型。     

天堑与通途:清末民初铁路与天津城市空间探析

清末民初在天津城市空间从传统的城厢向四乡拓展时,铁路的引入使该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剧烈。对于城市空间而言,铁路带来的变化并不能完全用商贸繁荣程度来衡量。东站在带来巨大的商贸利益的同时也阻断了沈王郭旺诸村居民的市内交通,使铁路两侧迥然不同,形成一块特殊的隔离区。西站的建立并没有使当地传统的商业中转中心复兴,反而因联运使得当地商业利益受到冲击。而不同城区居民也通过各自方式应对铁路带来的变化。沈王郭旺诸村居民通过呼吁政府修筑地道的方式将铁路带来的隔离效果略为降低。而西站附近居民通过疏通西站的方式使其没有彻底贯彻联运,保障了本地的商业垄断利益。     

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机制初探

国民党一大代表选举着眼于未来的国民党改组规划,而非现有的党员分布格局。因此国民党一大采取了地域代表制,结果引发了代表名额之争。在组织尚不完善、党务重心仍在广州与海外的背景下,选举纠纷通过孙中山增加指派代表名额予以仲裁调解。而国民党二大,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国内党务在国民政府、革命军与群众运动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的代表选举采取了混合代表制,为政府、军队与群众运动中的新兴党部配置代表名额,并通过中央党部指导监督各地代表选举,更具包容性与规范性,体现出国民党改组进程中代表群体的组织化、部门化的变化趋势。相对而言,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主持的"二大"则在代表选举中延续了一大的模板,影响有限。     

中共武装起义后如何处理富余枪械

正在中共武装起义的斗争中,由于人员流失过大或缴获颇丰,往往导致枪多人少的情况出现,加之处在武装斗争的摸索阶段,领导人对于枪械处置问题还没有经验,没有统一的处理方案,在起义计划中,也很少提到起义后的枪械处理问题。本文以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为例,就各起义中领导人对富余枪支的不同处理方式作以探讨。南昌起义中初尝教训1927年夏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积极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正准备开拔东     

高收入支撑高投入 门票年收入过亿景区的经营之道

<正>旅游景区(tourist attraction),是指具有吸引国内外游客前往游览的明确的区域场所,能够满足游客游览观光,消遣娱乐,康体健身,求知等旅游需求,应具备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截至2012年底,河北省共有A级旅游景区293家,其中,5A级景区5家,4A级景区113家,3A级景区72家,2A级景区101家,1A级景区2家,A级景区数占全部景区的一半     

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旧址探访

2007年3月,当春风再次吹到革命圣地延安时,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王延光校长和200多名师生、职工却高兴不起来。51岁的王延光校长动情地说:1993年,他带着学生到旧址的时候,整个窑洞破旧不堪。十几年间,他们修修补补,才保持现在的规模。现在要离开生活、工作十几年之久的校址——"鲁艺"旧址,实在舍不得。     

阿尔卑斯轨迹

搭上开往绿野仙踪的欧涌小火车时,当滚滚的车轮开始飞驰,沿途的风景便立即有了全新的角度。告别了往日的飞行。在平缓的摇动中,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上世纪的行游者,伴着轰隆的汽笛长鸣声,深入欧洲的人文心脏。     

中共武装暴动初期的枪械问题探析

在武装暴动初期,中共所依赖的大多是群众武装,所持枪械数量少、类型旧、分布散。此时中共中央无法完全满足地方党组织的枪械补给需求。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逐渐借助地方军事化趋势,通过各种渠道和社会关系获取民间枪械用于武装暴动。这在促进各地武装暴动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共内部枪械控制的问题。此外,枪械问题也成为党内两种不同暴动观念的争议焦点。就此而言,中共武装暴动初期的枪械问题不仅涉及暴动本身,也是了解中共转变革命斗争形式过程中革命技术转变的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