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制骨实验研究——兼论大辛庄遗址制骨工艺

古代制骨工艺研究是理解骨器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基础,制骨实验可为制骨工艺研究提供最为直接的证据和比较材料。本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对石刀、蚌刀（镰）、铜刀、铜刀锯、铜锯等工具截取、加工骨料的痕迹进行区分,并对各种工具的截取、加工骨料的效率进行对比,以期为考古遗址中的制骨工艺研究提供直接的对比材料。以此为基础,将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骨料与骨器与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不同工具作用于骨骼后留下的痕迹存在明显区别,各类加工工具中铜锯的加工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工具;种种迹象表明,大辛庄遗址骨器加工的工具应为青铜工具,加工痕迹与铜刀锯最为接近,这与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所用工具和工艺存在明显区别。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黄淮下游地区先民获取动物资源的生业方式初探

本文综合动物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约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5300年)黄淮下游地区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有关的生业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黄淮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未发现家畜饲养的证据,为纯粹的狩猎经济或以狩猎经济为主。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和淮河中下游地区的顺山集文化时期已经开始驯化、饲养家畜(狗和猪),但获取动物资源方式仍以狩猎和渔捞经济为主,以家畜饲养业为辅,这一阶段的生业属于"低水平的食物生产阶段",获取肉食资源的模式处于"初级开发型"阶段。总体来讲,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黄淮下游地区的渔猎采集经济采取了强化利用自然资源的广谱渔猎经济策略,并出现了适应定居生活,强化利用水生动物资源的现象。黄淮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阶段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较大的区域特色,也受自然环境与气候演变较大的影响,但该地区古人在适应气候环境条件下的定居生活、生存策略与文化行为模式等人类能动性的一面才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再研究

本文在讨论商墓随葬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不同分类的随葬动物性质。本文重新梳理了墓葬不同类别犬牲的年龄,发现如果在腰坑和填土等非腰坑位置均随葬狗,会在可供选择的狗中挑选年龄更小的放置在腰坑中,但腰坑、墓葬的填土等非腰坑位置随葬的狗以及颈系铜铃的狗牲均以未成年个体为主,成年个体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根据是否颈系铜铃与死亡年龄将腰坑和填土中随葬的狗的性质和功用截然区分开来,证据并不充足。对孝民屯晚商墓葬二层台等位置随葬不完整动物的牲体选择的分析,发现商文化的丧葬礼制中当存在牲体礼,而牲体的选择也有其背后的礼制渊源。通过讨论古代墓葬用牲研究的方法,本文进一步提出结合动物考古的鉴定研究与考古背景、历史文献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对孝民屯等商墓或商系墓葬随葬动物或墓葬用牲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研究,是商文化乃至商周、古代丧葬用牲礼俗研究深入的重要基础。     

南方地区遗址脆弱动物遗存提取与相关问题探讨

由于酸性土壤等埋藏环境,南方地区的动物骨骼往往保存不佳,给后续鉴定带来巨大挑战,也极大限制了南方地区的动物考古工作和研究。对此,我们初步提出“现场介入、清理四至、加固标本、托板（套箱）提取”的脆弱动物遗存提取流程,并加强相关鉴定特征与方法的积累与总结,以达到框架性地复原动物资源利用状况等学术目的,为后续科技考古检测、多学科考古提供线索与条件。     

殷墟动物考古90年

自1928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开始的科学考古发掘伊始,就开始注重动物遗存的收集与研究,迄今已经有90年。殷墟动物考古的开始就是中国动物考古的序幕,因此殷墟动物考古的历程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动物考古的缩影。本文回顾与反思殷墟遗址动物考古90年发展的历程,对殷墟动物考古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总结,提出殷墟动物考古是整个中国考古学强调科学方法和多学科研究的"殷墟传统"的一部分,并对殷墟动物考古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展望。     

新砦遗址出土羊的死亡年龄及畜产品开发策略

正前言人类自诞生以来即与动物保持着密切联系。动物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肉食来源,还为人类提供了诸如奶、毛、畜力等可反复利用的资源。通常,这些可被反复利用的资源,被统称为动物的次级产品或副产品(secondary products)~([1])。英国学者谢拉特(Andrew Sherratt)很早就对动物次级产品的开发和利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次级产品革命(secondarv products revolution)的概念。他指出:中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约BC4000~BC3000)人们对动物资源的利用由单纯的肉类资源扩大     

浅谈现阶段职业教育的学生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种专业的毕业生一时间涌向了社会,使得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以唐鸿胪井碑为见证

渤海族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存世大约六百年,公元698年(唐圣历元年),渤海族首领大祚荣,在上京筑都建立震国,后改名为"渤海国"。渤海国自建立之初就使用汉文,以唐制管理国家,积极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及文化,并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往来,号称"海东盛国",在我国东北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本文以唐鸿胪井碑为见证,并结合唐王朝的羁縻州府政策,揭示渤海国与唐王朝的民族关系。     

马的胸椎异常及其利用方式的璃变

引言在欧亚草原,马在人类生计的中心地位贯穿于整个全新世,它在草原人民文化和经济生活中无所不在。我们认为,人类和马不断演化的关系对于草原的聚落形态和游牧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2018血渭一号墓殉牲现象的考古学观察

殉牲是考古学的重要现象和研究内容,是墓主人身份、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游牧民族因地理环境决定了生业形态,杀牲祭祀和墓葬殉牲是丧葬的重要习俗,也是某种宗教仪式和信仰的表现。本文对青海都兰热水墓群新发掘的2018血渭一号墓的殉牲现象进行梳理,从殉牲遗存的形式、殉牲的种类和埋葬方式等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归纳总结了殉牲习俗的一些特点和意义。最后通过殉牲现象对热水墓群殉牲的种类相同的原因以及表现出的多元文化特征进行解析,得出游牧民族在碰撞、交流的过程中,文化互动带来认同的趋同,但葬俗却固守着自身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