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精神研究的两点思考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研究”为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A级中标课题。2006年1月13日,课题组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有:郑师渠、刘家和、吴怀祺、陈其泰、史革新、朱志敏、向燕南、汪高鑫、李帆、张越、张皓和张昭军等部分成员。会议围绕着民族精神研究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以怎样的视角来思考民族精神问题、民族精神是否存在着精华与糟粕之分、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区别、民族精神是否有层次之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何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要求;同时这对于建设新世纪的历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参加座谈会的学人将自己的发言稿作了整理,现摘录发表在下面。     

骈散、汉宋之争与“学者”“文人”的纠葛——学术史视野下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

民国初年北大内部桐城派与章门弟子的关系问题,系新文化运动得以在北大发生、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引入学术史视角深入研析。揆诸史实,将桐城派驱离北大客观上起到为"文学革命"扫清障碍的作用,使得北大整体上趋向新文化运动。这一举动源于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骈散之争",背后的实质乃"汉宋之争"。清代的骈散、汉宋之争属文学和学术发展史上的常态,延伸到新文化运动时,此一争论则具有打着传统的旗号服务于现实目的的色彩。同时,章门弟子对桐城派的种种责难,不仅基于文学和思想主张的差异,也夹杂着"学者"对"文人"的轻蔑态度。就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前提和时代语境而论,为"新"文化做铺垫的一些思路和做法仍为"旧"。     

论《1688年的全球史》中所体现的全球史观

小约翰·威尔斯,一位著名的文化历史学家,以全球史观为指导思想的《1688年的全球史》是他的代表作,《1688年的全球史》用睿智的洞见和少有的平静、客观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凡的1688年,这本书体现了全球史观的整体性、宏观性、公正性,让人们不偏不倚地从中领悟真实的多彩人生和多重的文化价值观。     

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

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李帆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思想及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对于中国问题,韦伯也留下了《儒教与道教》（Ｃｏ...     

今古文分派之说始自何人——从刘师培的一则文字谈起

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别,是为常识。但将今文、古文分为两大派,则似乎并非很久远的事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及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用这样分派的观点来看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四川学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学考》。这部书的初版,是成都尊经书局在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刊刻的,迄今已逾百年,但从整个     

站长之路

几年副职之后,小姑终于接替退休的一把手,当上了街道卫生站站长。放眼望去,整个家族都是引车卖浆之辈,好不容易出了个“做官”的,大家都很激动,尊称她为李站长。     

李绂与陆王心学

在清代中叶的学者中,李绂是维护陆、王最力者,他以各种方式表明对陆王心学的尊崇,对发扬陆、王学术做出了较大贡献。一方面,他反对寻章摘句为学,推崇陆、王躬行实践之学;另一方面,他力图建立陆、王学统,以与程、朱相抗衡、争正统。此外,对于陆王心学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他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他被誉为当时的"陆、王学者第一重镇"。     

“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

晚清最后十余年,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成为各派人士特别是学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夷夏之辨”命题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康有为、刘师培通过对《春秋繁露》中“晋伐鲜虞”和“郯之战”两事的各自解读,展现出不同的夷夏观。观念的背后,则是经学传统的各自继承与阐发,以及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民族国家认同理论的不同影响。分析康、刘的解读,可了解“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在他们那里的延续与更新,从而对思想观念导源于学术资源这一思想、学术史上的通例,以及这一通例在某种情形下的变化,有更清晰的认识。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

自清季开始,历史教科书成为立足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王朝历史的重要载体,其中尤以对清代历史的叙述为典型。清季的历史教科书,既突出王朝特性,又具有民族国家色彩,力求实现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认同目标,但这也导致教科书编写中出现某些不协调。教科书编者尽力在文本中平衡王朝国家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消解两种认同的内在张力,着力凸显两种认同中共通的“大一统”理念,利用“大一统”理念组织历史叙事,使之承担起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