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最新总结——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

近半个世纪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最新总结——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李凭１９９７年６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内日本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并对...     

鉴定曹操高陵的各项证据

对于曹操高陵的鉴定,具有多项证据。在明确的历史背景之下,其主证与佐证之间形成牢固的证据链,而且旁证的指向都是一致的。经过两年的反复锤炼,既无法否定主证,又难以打破证据链,表明西高穴二号墓为曹操高陵的结论确凿可信。     

曹操形象的变化

曹操的形象,从唐朝以前的超世之杰演变为南宋以后的欺世奸雄,主要原因是封建正统观念的作祟。只有撇清正统观念,才能给曹操以客观的历史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通过为曹操翻案的大讨论,在历史学界确立了曹操的正面形象。不过,在文学界和艺术界,奸雄曹操的形象依旧有很大的影响,改动传统文艺作品好恶的难度是很大的。     

南贫北富局面的转变及相关经济问题——读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一由于西汉王朝的二百年经营,长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东汉建以后,长安的中心地位动摇,洛阳在各方面的重要程度渐渐地接近乃至超越长安,遂而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黄河中下游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而长安与洛阳之间也成为当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然而,东汉末年至魏晋之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乱。这些战乱就像间歇性的强烈地震一样,摧决了自秦帝国以来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的大厦,也将长安、洛阳两大繁荣都城夷为废墟。在废墟之上走马灯似地出现了众多割政权,形成为十六国分裂局面。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动荡不安的政局…     

1998年简牍整理与研究述评

1998年度,面临世纪末的简牍学界,一方面重视对以往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回顾;另一方面加紧整理近年出土的简牍,为新世纪的研究工作做好准备。在此基础上,简牍学界发表了数量惊人的论文,而这些论文讨论的对象则相对地集中于本世纪80～90年代出土的简牍上。一、尹湾汉墓简牍学术研讨会1998年8月20日至22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召开的“中国连云港东海尹湾汉墓简牍学术研讨会”,是本年度中简牍学方面最令人注目的专业会议。虽然参加会议的代表并不多,但是却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秦汉史学、简牍学和文博、档案界的研究专家,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有关学…     

评《洛阳的回忆——杨衒之与故都(493—534)》

《洛阳的回忆——杨衒之与故都（493——534）》一书由克莱林顿出版社（纽约）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全书310页,并附有地图、附录、参考资料和索引等。作者W·J·F·詹纳。 该书分为两卷:上卷是对于北魏洛阳城的兴起、发展状况、历史意义和社会性质的研究;下卷是杨衒之原著《洛阳伽蓝记》的英译文。牛津出版社在出版《百科全书》时,出于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删掉了原牛津的有关《洛阳伽蓝记》研究方面的除少数有特色者以外的博士论文。而该书在这方面却提供了广泛的参考资料。因而,该书可以弥补《百科全书》参考资料之不足。 公元493年,在北魏皇帝的行政命令之下,洛阳这座新的都城建立起来了。随之,它的人口一下子增加到六十万。然而,到公元534年秋,由于二百万人被迫从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撤走,使这座城市在三天之内便迅速地崩溃了。该书两卷的中心便是围绕着上述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而展开的。詹纳的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关于北魏洛阳实际上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城市的论证。他认为,北魏选择洛阳为其国都只是由于它在政治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也是建于该地区内的北魏石窟寺的重要特点）,这一选择与经济是如此不相关,更谈不上合理了,以至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起到了国家的中心     

北魏明元帝两皇后之死与保太后得势

密皇后杜氏与昭哀皇后姚氏均受明元帝的宠遇,又都于明元帝去世前三年的泰常五年死去,于是宫中再无皇后。明元帝去世后,太武帝的乳母窦氏受封为保太后,她不仅在后宫得势,还进而干预北魏朝政。对此一系列史实的考证说明,北魏为防止母权干预政治而确立子贵母死之规,但由此派生出保母抚养储君之成例,遂致保母干预政治,其结果竟与子贵母死之规的初衷大相违戾。     

北魏龙城诸后考实

北魏常氏、冯氏、高氏诸后,因皆出自龙城或与龙城有祖茔渊源,而相继选拔扶持,形成操纵北魏后宫的龙城诸后势力。龙城诸后历经北魏中期四朝,均建立起以后权为核心而由外戚、宦官、近侍、权臣形成的政治集团,影响朝政达64年之久,是北魏历史上值得重视的群体。     

制度史研究应重视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史研究之浅见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