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清末,中国传统时间思维受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的冲击而发生根本变革,纪年变革就是这种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知识分子将纪年视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并为争夺纪年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论争。民国建立之后,革命党人将建构新纪年体系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在社会上大力播扬新纪年的意义,此做法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抵制。时间观念及与之相伴的生活习俗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论题。     

传统农区蔬菜生产区位研究——以河南省开封市为例

杜能农业区位论的环状结构中,蔬菜种植位于第一圈层。中国现行农业生产体制下,这种环状结构会产生一些偏差。本文对河南省开封市蔬菜生产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开封市蔬菜种植存在由邻城市中心向外扩展的趋势,紧邻各县城中心分布较少,中远郊地区和交通便捷区分布广泛,形成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格局。相关证据并不支持传统杜能环中的蔬菜圈层观点。这种分布特征受市场、交通、技术、地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该研究指出在中国国情和地理条件下杜能理论应用的局限,对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纪年体系受到了很大冲击,知识分子提出了各种革新纪年的方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重审＂废止旧历,普用国历＂。由于＂耶稣纪年＂本身所具有的＂洋历＂和＂宗教＂色彩,影响了其在中国的传播,因而消解＂耶稣纪年＂的宗教色彩和＂西方＂局限,重构其＂普遍性＂则成为时人的重要考虑。近代中国现代性追求中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政府政治权威的建构与民众习俗的改造,时间计量方式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因素影响了纪年变革,最终促使＂耶稣纪年＂蜕变为＂公元纪年＂,并确立了＂公元纪年＂在近代中国社会时间计量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标准时间”的推行

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便于采取军事行动,强化对各沦陷区的控制,试图以东经135度平太阳时(即东京标准时间)为参照,构建统一的标准时间,形成各沦陷区与日本一体的时间秩序。为了推行东京标准时间,日本侵略者通过无线电报时等多种方式,使之得以广泛传播,并在沦陷区社会秩序中加以规定,将其融入普通民众生活。不过,侵华期间日本构建的标准时间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且与中国传统时间习惯多有冲突,其推行范围及效果也受到限制。     

“时政划一”:民国初期官定历书的编订与颁行

辛亥革命之后,作为构建现代国家时间秩序的新历书,面临着使用的官民分野与内容的新旧对立,成为时间秩序统一的障碍。对此,北京政府及其所属的中央观象台试图通过查禁私历,重构官定历书内容体系,以实现"划一时政"的目标。因受制于旧有历法传统及社会习俗的深远影响以及政府与中央观象台编历取向的差异,官定历书的推行效果不佳。民初历书编订与颁行中的传统与现代、民俗与政治、权威与科学等多重因素的对立与融合,也见证了时间秩序与现代国家构建之间的复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