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

1930年9月,上海,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面对李立三、向忠发的“挑战”,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已是怒不可遏。1930年8月,在苏联滞留的两常委瞿秋白、周恩来立即被指派回国,传达召开三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纠正“立三路线”的“紧急指示”。     

毛、刘分岐与“文革”的发动

刘少奇批评“大跃进”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在经济领域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3年困难时期已严重地暴露出弊端,为了公开而比较彻底地纠正其错误,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毛在1月30日的会上对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毛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的这个自我批评并不深刻。当他听到刘少奇在会上对…     

两难的抉择：晚清中英关于香港在中国沿海贸易中的地位之争

晚清时期,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中国内地贸易的性质相应发生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两国协议,按照条约规定,在中国沿海贸易中将香港视为外国口岸。但是由于税收利益冲突,中英双方对于香港在国内转运贸易中的地位问题存在着难以抉择的两难局面,双方都希望香港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享有外国口岸和中国口岸的双重待遇,但双方的要求又是完全对立的,由此而引发了复杂的冲突与交涉。最后,1886年中英《香港鸦片贸易协定》正式确认了香港在沿海贸易中的外国口岸地位。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英国对华经济侵略的强权性质,反映了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和经济发展意识的缺乏,但清政府反对从香港的走私和绕运,也有利于保护国家税收,维持经济秩序。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6）

1928年6月,莫斯科,中共“六大” 原定计划,中共“六大”是在澳门或香港举行,但在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告知,苏联政府愿意出巨资将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接到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德镇一栋名叫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央会议。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3）

1925年1月,上海,中共“四大” 按中共中央早期的惯例,党代表大会是1年召开1次,这个符合民主原则、有利防止党内独裁的制度后因局势的变化,出现重大改变,但至少“六大”前这一制度还是基本上实现了。“四大”的主要议题是探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特别是如何应对右派的攻击和孙中山的“右倾”。这时,南莫斯科、巴黎等欧洲国家回来的一批热血青年,以知识、能力、热情及国际背景给中共中央注入了新的活力,迅速成为中共中央的“后起之秀”,其中的佼佼者就有周恩来、任弼时、彭述之、陈延年等人。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5）

按照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安排,1927年8月初,一批在武汉的中委、临委、共青团中委及湖北、湖南、上海等主要地方党委的负责人陆续来到汉口一栋英国人开设的怡和新房开会,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具体全面负责会议代表的接送与会场组织工作。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2）

本文介绍了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本刊特予连载,希望读者喜欢。     

试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建构

我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建构与“科教兴国”息息相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历史时期,分析、研究高等教育在体现价值观上存在的主要矛盾,以期提出新时期构建我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具体措施。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1）

本文介绍了建国前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本刊特予连载,希望读者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