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人类进步的阶梯——陈炎教授与郑和研究

郑和是沟通我们的桥梁 郑和使我与陈炎教授相识,并共同关心和致力于郑和研究的事业。我们第一次相见是1992年的夏天,那时我在海军指挥学院任教,应邀陪同南京郑和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徐执提将军参加昆明市纪念郑和下西洋587周年学术会议。会上我始见陈炎教授。其实,陈教授的名字早就听说,只不过从未谋面。7月的昆明,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季节。     

二十世纪的郑和研究

郑和研究要继往开来,这是历史科学的使命。历史本身不仅是人类遗产的文化现象．而且对其主体的认识和研究也是一门科学。研究郑和是历史的需要．把郑和研究推向深入．是历史发展和现实的要求。历史科学的特征就在于它的规律性、继承性和借鉴性。     

江泽民论郑和下西洋及时代精神

20世纪的郑和研究是继往开来的时期,不断创新的时期。从世纪初期,孙中山以郑和的伟大业绩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拯救国家;80年代邓小平倡导弘扬郑和开放进取的精神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努力建设现代化强国;到90年代江泽民多次论述郑和下西洋对     

战将陶勇鲜为人知的二三事

陶勇是人民解放军中一员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名将。他原名张道庸,1912年出生在安徽省霍丘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938年,他从延安抗大毕业分配到新四军工作后,为了工作便利,需要改名。一次陈毅当着陶勇面,笑呵呵地说:“道庸这个名字,有点封建色彩,不好。”站在旁边的粟裕说:“我看就把姓去掉,叫陶勇吧。”从此陶勇的名字在军中传开。陶勇从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游击队,历任过从班长到军长之间的各级职务,后来又担任兵团司令、东海舰队副司令、海军副司令兼南京军区副司令。在战争中迅速成长为一个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战将。1955年他被授予中…     

开拓郑和研究的新视野——由航海家王景弘谈起

近百年的郑和研究,学术界围绕着郑和及其下西洋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逐渐由历史领域中的专题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分学科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使得郑和研究呈现学科不断融合及拓宽的趋势。随着郑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王景弘的研究也愈来愈重视,发掘并考证了一些新的材料,涌现出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可见,对王景弘的研究,是郑和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已经成为郑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     

纪念郑和的文化价值

郑和作为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的一位杰出人物,是值得后人尊重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也是值得我们民族纪念的。近代中国人纪念和研究郑和及其下西洋,自1905年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肇起,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它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深刻变革而日益热烈和繁荣。显然,     

反对唐继尧的滇西“丙寅事变”

1926年的云南正逢多事之际。5月,以云南地方实力派罗树昌、刘正伦、杨震寰三人为首,在滇西联合发动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反对省长唐继尧的战争。由于当年的干支纪年为丙寅,故史称这次事件为“丙寅事变”。风云一时的西南霸主 民国年间,地处红土高原的云南出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唐继尧(1881—1927年)便是其中名噪一时的枭雄。他系云南会泽人,15岁中秀才,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云南军界任